1942年，在日军的屠刀下，国民政府驻菲律宾马尼拉的杨光泩等八位外交使节拒不屈服，饱受酷刑后被秘密枪杀；1945年，驻山打根的领事卓还来，也被秘密杀害。

　　他们是那个时代的精英，个个学贯中西、殉难时风华正茂，然而，为了国家名誉和民族气节，“举身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直到1947年，九位烈士的忠骸归葬南京，青松相伴，长眠菊花台。

　　今天，菊花台再祭九英烈，让我们以敬畏之心，深深缅怀逝去的先烈， 而他们的凛然大义，以及荣辱与共的民族气概，也必定为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永远纪念。

　　在公祭仪式进行的同时，现代快报(微博)联合新浪网、“@头条新闻”微博，以及多位微博名人、媒体微博，将共同发起“烛光接力”网络公祭活动。敬请参与、点烛，凝聚中华精神，告慰忠魂。

　　网友海量转发“九烈士公祭”

　　昨天，新浪首页转载了现代快报有关九烈士今日公祭的报道，短短几个小时内就引发海量跟帖和评论，截至昨晚10点，参与量已达8215人；新浪微话题“#抗日外交九烈士公祭#”，昨晚10点微博已多达20698条；新浪“@头条新闻”微博昨天发出的两条相关微博，昨晚10点已有约1400条转发、500多条评论……

　　快报的连续报道和网络的海量转载，让人们牢牢记住了这九位英烈的名字：杨光泩、朱少屏、莫介恩、姚竹修、萧东明、杨庆寿、卢秉枢、王恭玮、卓还来。网友们纷纷在留言中，向烈士们致敬，表达哀思，同时，更呼吁弘扬民族精神和传统，振兴中华。

　　“敬佩……民族脊梁！”短短的话语蕴含着大家对九烈士铮铮傲骨的敬意，很多网友虽然不能现场参加今天的公祭活动，仍用一支支“蜡烛”表情，寄托了对九烈士的怀念之情。

　　有网友引文天祥的《过零丁洋》来称颂九烈士的壮举：“今日顿悟《过零丁洋》辛苦遭逢起一经， 干戈寥落四周星。 山河破碎风飘絮， 身世浮沉雨打萍。 惶恐滩头说惶恐， 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 留取丹心照汗青！”也有网友将九烈士誉为现代苏武：“九位现代苏武。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

　　更多网友则备受先烈精神的鼓舞，留言呼吁：“昔人安息，今人延其志，圆其愿！”“我们要向先烈们学习，做个真正中国人！浩气长存，国人为你们自豪。”

　　菊花台的鲜花这两天格外多

　　快报的连续报道，也让更多的网友、海内外人士知道了南京的菊花台。甚至有南京市民也表示，“我家就在菊花台附近，但是现在才了解这段史实。”

　　位于中华门外、雨花台西边的菊花台，绿竹掩映，一如九烈士宁折不屈的品格。这两天，菊花台的人流量明显比以往多了，不少市民和游人手持《现代快报》，寻访到这里，“每次读到这些英烈的历史总让我热泪盈眶。”不少市民来这里献上一束鲜花，深深地鞠躬，“这九位烈士为了民族的气节，为了别人的安危，舍弃自身逃脱的机会，儒雅又铮铮铁骨，我们应该来拜一拜，祭奠英灵！”

　　还有网友表示，“希望能看到更多的人和组织带领大家去祭奠先烈，让中华之魂长存！”

　　三位英烈后人亲历1947年九烈士归葬南京

　　昨天，六位英烈的22位后人聚首快报。从海内外一路赶到南京，先辈们的事迹也像电影一样不停地回放。1947年9月3日，一场浩大而庄重的公葬在菊花台举行，当时赶来的除了九烈士的亲属，还有自发赶来的老百姓。在六位英烈后人当中，有三位曾亲历公葬仪式。“当时，从中华门开始一直绵延到菊花台，沿途都是自发赶来的老百姓，尽管大家不认识九烈士，但九烈士的事迹感动了大家。”

　　祖母强撑着参加了葬礼

　　杨光泩烈士侄子杨延元：

　　祖母强撑着参加了葬礼

　　“1947年我9岁，母亲化妆时口红掉地上惊醒了睡觉的我。一开始母亲不想带我参加公祭，但我坚持要去，母亲就同意了。”杨光泩烈士的侄子杨延元回忆说，杨光泩的家人们当时从上海一路赶到南京，“我三大妈穿着一身黑旗袍，带着三个女儿从美国赶来；我将近70岁的祖母也赶来参加了。”杨延元说，杨光泩在家排行老三，“我们平时都喊他三爸。”

　　公葬那天是一个阴天，就像大家沉痛的心。那天，公葬车队从殡仪馆出发，当兵的骑着大马开路；英烈家属车紧随马队之后，而后是礼宾队、送葬人。“当时的哀乐是现场吹奏的，听得人很悲哀，一直伤心到骨子里。”杨延元说，由于杨光泩是驻菲律宾总领事，所以英烈家属车是杨光泩的打头。“我三爸的车头放着一张黑白照片。”

　　“当时马路两边站满了人，祖母一直坚强地支撑着。”杨延元说，车到菊花台后停下来，九烈士的家属们手捧着骨灰盒艰难前行。“下葬前，先放炮，然后把骨灰埋下去……公葬结束后，我们所有家属都被带去参观了一架B29型飞机，正是这架飞机把我三爸他们的忠骸送回国的。”杨延元说，这种机型还曾经把原子弹投到了日本的长崎和广岛。

　　叔母第一次回国竟是为夫送葬

　　卢秉枢烈士侄女卢崇明：

　　叔母第一次回国竟是为夫送葬

　　从东台市梁跺镇到南京，在1947年算得上一件相当困难的事，至少在卢秉枢烈士的侄女卢崇明的记忆里，她先后乘坐了轮船、火车、汽车。

　　“当时我刚刚20岁，才回国的叔母请我到上海，帮忙照看年幼的卢美纯和卢正阳。”85岁的卢崇明说话时神情专注，每说一句就停顿一会，显然陷入了这段65年前的回忆。老人口中的叔母，是跟着丈夫遗骸回国的邱天佑，她是出生在菲律宾的华侨，这是第一次踏足在祖国的土地上。

　　1947年9月3日时公葬的情景，卢崇明至今记得很清楚。当时，她跟着家人一起，先从当时的国民政府外交部(微博)(微博)的一位工作人员手中，接过一朵蓝色的小花，别在胸前，再坐上一辆当时还是稀罕物的黑色汽车。“那是我第一次坐汽车，居然没晕车，估计是因为过于紧张。” 卢崇明老人说，当时的她只是一个生长在农村的姑娘，压根没有见过这样的大场面，“当时我们的车队缓缓前行，我从车前窗户上看过去，前面有十几匹黑马给我们开道，每走几步，就停下来等等。”

　　至于到菊花台之后的情境，卢崇明老人已经有些记不清了，她只记得“当时在台上的一位‘大人物’话还没讲完，台下就有人哭了起来，渐渐地，哭声盖住了所有的声音。”

　　街两旁的老百姓足足几里长

　　朱少屏烈士儿子朱康生：

　　街两旁的老百姓足足几里长

　　“我也参加过1947年的公祭和公葬。”朱少屏烈士的儿子朱康生蹙紧眉头，努力回忆着说。已经83岁高龄的他对这件60多年前的往事的记忆已经模糊，但与同席其他后人的谈话，显然将这段回忆又从他的脑海深处挖回。

　　1947年7月8日，遗骸公祭礼在南京的中国殡仪馆举行，朱康生和母亲以及一个哥哥专门从上海前去参加了仪式，当时他18岁。“殡仪馆里有一个大台子，台子上整齐地放着一排金属盒，似乎是铝或是铅做的，一共有9个。”朱康生伸开胳膊大概比画了一下，“盒子大约半米长不到吧，比棺材小。”

　　同年9月3日，抗战胜利纪念日，在中山路中国殡仪馆举行公葬。“那段时间母亲只是哭，做不了主。因此，这次主要是由我的哥哥和一个姐夫领着我和母亲去的。”朱康生对公葬典礼的细节已经非常模糊，不过，1947年7月8日的《中央日报》还原了这一历史画面——“昨天(指7月7日)下午二时，首都(当时南京是国民政府的首都)各界先在中山路中国殡仪馆举行公祭，由沈怡市长主祭，各部门人士及在京各国使节、各机关学校代表、中政校同学、烈属等三百余人……二时一刻，祭礼开始，主祭人上香，献祭品后，恭读祭文，声调悲惋，哀乐奏时，与祭人多俯首哀思，站在左排之家属，尤不胜凄恻……” 公祭结束后，随即举行了移灵典礼。对此，朱康生回忆说，“当时街两旁站的老百姓足足有几里长。”根据当时的报纸记录，“五时许，到达忠烈公园(今菊花台公园)墓地，举行安葬仪式。由沈市长主持、恭扶灵榇(chèn)入墓门后，安葬典礼遂告完毕。”

　　昨天，六位英烈的22位后人相聚快报

　　几十载再重逢，热泪滚滚共相拥

　　70年前，他们的父辈同赴国难。70年后，他们相聚在南京。昨天，杨光泩等6位烈士的22名后人，在现代快报八楼会议室相聚。9位外交官牺牲时，大多风华正茂，而今，他们的子侄辈最年轻的也已70岁了。白发苍苍的老人，扶着拐杖，颤巍巍，相互拥抱，老泪纵横。第一次来南京的莫伟雄先生，与在场烈士后人是初次见面，但一见如故。

　　□现代快报记者 胡玉梅 常毅 王颖菲 贾磊 曾偲 郝多 实习生 吴怡

　　他们对南京虽不熟悉，却很挂念

　　昨天上午8点25分，来自天津的BK2857航班抵达南京禄口机场。一位拄着拐杖的老者出现在出口，步履缓慢但却精神矍铄。朱少屏烈士的幼子朱康生老先生，已经83岁高龄，在儿子朱唯真的搀扶下走了出来，见到快报记者时，一把握住前去接机记者的手，口中直念叨“谢谢你们”。看不清接机牌的朱康生听记者念起了“异域忠魂”这几个字，顿时落泪，直言“这些外交官父辈们，真可谓是异域忠魂”。

　　12点30分，晚点46分钟的K8575次到了南京站，卢秉枢烈士的侄女卢崇明在儿媳徐太玲的搀扶下，挤出人群，看到高举着有“异域忠魂”字样的接站牌，满脸微笑。看起来，这趟漫长的旅途并没有对这位85岁的老人造成太大的疲劳。“不累，我们应该过来。”事实上，之前徐太玲介绍说，卢崇明在年轻时就有些晕车，年纪大了，晕得更加厉害了。

　　在前往酒店的路上，卢崇明一直没有说话，她只是默默地看着车窗外，树木和行人飞速地往后飞逝，把这位老人带回了65年前，1947年，卢秉枢烈士的遗骸被送到南京，时年20岁的卢崇明前来参与了1947年7月8日的公祭同9月3日的公葬。

　　南京对于他们而言也许并非故地，但英烈先辈葬于此，“南京对于我们意义重大，我们来过南京不少次，虽然不一定熟悉，却很挂念。”朱康生说他在4年前，还曾和堂兄朱世元一起来南京菊花台祭拜过父亲。

　　烈士后人流泪向杨新华致谢

　　“莫老，我找你找得好辛苦啊，我找你找了几十年！”看到莫介恩长子莫伟雄，南京市文物局副局长杨新华有些激动，紧紧握住了莫伟雄的手。

　　赶来的英烈家属，除了莫伟雄，其他人都是杨新华的“老熟人”，曾经有一段时间，他们几乎每个礼拜都会有书信往来，近些年也常有联系，但谋面有的已经隔了20年左右。“你好啊，你还住在锁金村？”“没有，搬家了。”“我们有20年没见面了吧？”……

　　在一阵问候声中，杨新华快步来到朱少屏儿子朱康生面前。这些天，朱康生一直念念不忘杨新华，他一直想和杨新华再见上一面，真诚感谢这位28年来倾心收集九烈士资料的人。两人一见面，朱康生一把握住杨新华的手，紧紧不放。“哎呀，我天天想你。”朱康生已经83岁，眼睛不太好，握到杨新华的手，声音开始颤抖、哽咽，“你和你哥哥杨建华真是大好人。”“应该的”“我们烈士后人不会忘记你的”“真是，应该的”……朱康生嘴里一直说着感谢，而杨新华也一直回应“应该的”，说着说着，两人热泪滚滚，“你和你哥哥抱病为九烈士整理资料，我们九烈士家属真的很感谢你。”

　　而杨光泩侄子杨延馥和杨新华见面，那是1992年了。这次，杨延馥特意带了很多照片，还带了一张严幼韵105岁生日时的全家福，杨新华看了当即拍照留存。

　　短短几小时确定了我几乎所有的回忆

　　这一次，烈士的22位后人齐聚一堂，大家既陌生又熟悉：彼此知道对方，但可能却未曾谋面过。“莫伟雄？我知道，我知道！只是咱俩没见过；陈节先，卓还来的外甥，他在南京……”听着记者念先烈后人来宁名单，朱康生激动地说起所知道的情况。

　　“还记得我是谁吗？”午餐时间，姚竹修先烈的幼子姚铮华给了才进餐厅门的朱康生一个大大的拥抱，末了还逗乐他认不认出自己是谁。“对啊，对啊，上次分别时就是你给了我一个拥抱。”视力不太好的朱康生老先生用手摸了摸姚铮华的脸，一下子就认出来了。

　　“我们最近一次见面是三年前了，那次分别我就特地抱了一下他，因为我们现在年纪越来越大，见面一次就少一次，也不知道会不会是最后一个拥抱。”姚铮华放开朱老先生，笑笑说道，“我们俩25年前就认识了，一直都挂念着对方，每次见面都觉得特别亲切。”

　　从美国专程赶来，第一次到南京见到其他后人的莫伟雄先生更为激动。他紧紧拉住杨延馥的手，“在马尼拉，我父亲被抓去了，我们家就和杨家、姚家等5户人家一起住了3年多。我至今还记得杨伯母，她人极好，照顾了我们很多。”而杨延馥告诉莫伟雄，因为收集九烈士资料时发现，莫介恩的资料最少。因此他辗转找到外交部的朋友，找到了杨光泩妻子严幼韵过去写过的诗和回忆文章，这才弥补了当时莫介恩资料过少的缺憾。在五分钟的时间里，两位老的人手始终紧紧握在一起，感怀万千，直到被记者邀请回座，这才松开。

　　他们还谈到了烈士之一王恭玮的父亲王正廷——一位杰出的外交官，曾为中国奥林匹克事业做出巨大贡献。“我很惊讶，他居然知道这么多。”莫伟雄中文不好，不过他还是侧着耳，试着努力听清楚朱康生说的话。

　　事后莫伟雄感慨地说，“此行见到这么多烈士后人，是我从未想到的。我记得的很多事情和故事都很模糊，不敢确定，也无法证明。通过今天这短短的几个小时，他们让我确定了我几乎所有的回忆，我很感激。”

　　抗日外交英烈的后人，70年来首度共忆先辈铮铮铁骨

　　虽然是一群书生

　　他们却有为国家赴死的勇气

　　杨光泩烈士的侄子杨延元、杨延馥来了，莫介恩烈士的长子莫伟雄来了，朱少屏烈士的儿子朱康生来了，姚竹修烈士的幼子姚铮华来了、卓还来烈士的外甥陈节先来了……昨天下午3点，抗日外交九英烈的22位后人和亲属，共聚现代快报八楼会议室，参加由快报、南京市文物局、雨花台区委宣传部联合举行的座谈会，70年来首度共忆先辈。

　　座谈会开始前，现代快报为菊花台九烈士精心制作的视频短片，让这些老人们感慨万千。南京市文物局副局长杨新华倾心28年收集的菊花台九英烈史料，让他跟在座的大多数人都成了多年老友，就算没有见过面，心与心早已相熟。

　　□现代快报记者

　　胡玉梅 常毅 王颖菲 贾磊 曾偲 郝多

　　实习生 吴怡

　　现代快报记者 路军 赵杰 施向辉

　　实习生 马晶晶 摄

　　特别提醒

　　4月17日举办

　　九烈士史料展

　　座谈会现场，杨新华对英烈后人们公布：本月17日，也就是英烈们的殉难日，南京市文物局联合现代快报、雨花台区委区政府、总统府等，将在总统府举办九烈士的史料展。这一消息，让现场的英烈家属倍感振奋。

　　座谈会上，英烈后人们纷纷掏出相机，把这次座谈会的全过程都进行了记录。而现代快报也成了大家的抢手货，大家纷纷传阅，有的英烈家属说，要把这些报纸带回家好好保存，还要寄给亲友们传看，“历史没有遗忘他们。”

　　怕家人担心

　　父亲从不说绝望

　　讲述者：姚竹修烈士的幼子姚铮华

　　“父亲他们，是一群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文质彬彬，但他们的勇气，绝不亚于任何军人。”姚竹修烈士的幼子姚铮华说，他上次见到杨光泩烈士的妹妹，对方说起哥哥的牺牲时，悲伤之余也有些不解：“我哥哥是个非常胆小的人，他怎么这么勇敢？”姚铮华也觉得，父亲他们几位都是一介书生，面临日军的胁迫和严刑拷打，是怎么做到如此英勇的？

　　事实上，几位外交使节都有逃走的机会。杨光泩谢绝了麦克阿瑟的好意，不肯乘飞机离去；卓还来更是有几次逃走的机会。而年仅25岁的杨庆寿，本来并没有被日军拘捕，却“自投罗网”，主动到杨光泩等被关押的地方报到……“我们想，他们是出于外交使节的责任，维护祖国和民族的尊严，才这样不辱使命。”姚铮华说。

　　姚铮华的母亲是在马尼拉怀的他，因为当地天热，不得不回到上海生产。姚铮华刚满月，母亲就回到父亲身边，直到父亲牺牲后4年，才回到中国。“我没有见过爸爸，爸爸也没见过我，爸爸的事迹都是从妈妈那里知道的。父亲被抓走后，开始还允许探监。”姚铮华说，父亲其实很绝望，但不肯跟母亲说得太明确，怕她担心，“只说，这次有点麻烦。”

　　作为一个男人，姚铮华完全理解父亲的想法，“就好比是一个人得了绝症，只有他自己知道，他会告诉亲人他的病情吗？他宁可自己担着，也不肯让家人担心。”

　　老家的宅子

　　叔叔还曾抬过砖

　　讲述人：卢秉枢烈士的侄女卢崇明

　　“卢秉枢是东台人，他东台的家现在是纪念馆。我叔叔31岁时候离开家，后来再也没有回来过。”说起叔叔，卢崇明有些哽咽，她已经85岁高龄，但对卢秉枢的事迹一清二楚。这些年，东台在建卢秉枢纪念馆，史料都是卢崇明整理的。这次公祭，老人准备了许久。

　　“我记得叔叔是1933年离开东台的，一开始每个月都有两封信寄回来，但是1942年之后就失去联系了。一直到了1945年，看到消息以后，我祖父母特别悲痛。”卢崇明说，现在东台老家还有卢秉枢当年居住过的老宅子，听祖母讲，那个房子卢秉枢还抬过砖。说着，卢崇明掏出一张老照片，“这是一张卢秉枢的儿子卢正阳后来去寻找父亲在马尼拉的踪迹时在水牢外面拍的照片。”卢崇明说，当年，被日寇抓住时，卢秉枢与其他的八位烈士被关在了圣地亚哥炮台下面的水牢里面，从里面出来后，就被押到了华侨义山秘密杀害。

　　“我的记忆力本来很乱，现在见了这么多人，一下子想起来很多。”卢崇明说，她看着在座的老人们，隐约有些面熟，却不敢上去相认。“大约在1992年的一次公祭时，见过其中的不少人。”1992年的公祭，几乎是这位85岁老人记忆中最深刻的一次公祭，她拿出一张照片，照片上的她个子颇高，站在卢美纯、卢正阳、卢崇焘中间，并不显得矮，但如今，她已经是一个老妇人了。

　　这些老照片

　　打开记忆的闸门

　　讲述人：杨光泩烈士的侄子杨延元、杨延馥

　　“上次来南京参加活动是1992年的事情了，那一次，我四姑妈杨立林也来了。现在老一辈中健在的已经很少了。”杨光泩烈士的侄子杨延馥感慨。

　　这次，杨光泩的两位侄子杨延元、杨延馥带了好几本厚厚的相册，一到南京马上成了争相传看的“抢手货”。杨延元一共带了三本相册，第一本相册都是祖父辈们的，第一张照片就是祖父杨文濂，戴着一副眼镜。“我爷爷很了不起的，他本人就留洋，后来成了丝绸商人。”紧接着是杨光泩的照片，照片中的杨光泩意气风发。杨延馥给大家带来的则是浙江湖州的一组照片，这是前两年杨雪兰回浙江湖州祖宅时拍摄的。如今，杨光泩的祖宅成了文保单位。

　　南京市文物局副局长杨新华也拿出一摞老照片。“这么多年，我一直想做一件事，就是在我退休前把这么多年做过的事情做成图集，推出去。我要感谢现代快报，现代快报发起的抗日外交九烈士殉难70周年公祭活动，让我感动，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想法。”这些天，杨新华一直在找老资料，他掏出厚厚的一叠，其中就有杨光泩、朱少屏、莫介恩、姚竹修、萧东明、杨庆寿、王恭玮7人当年坐过牢的圣地亚哥炮台的老照片。杨新华一张张给大家看，有水牢全景图，有水牢铁门图，还有地板的。其中一张，水漫进监狱里的场景让英烈后人们忍不住感慨：“菲律宾的气候湿热得很，加上水牢里的拥挤，当时他们的环境可想有多么恶劣。”

　　发完电报报平安

　　父亲就失去联系

　　讲述人：朱少屏烈士之子朱康生

　　“我对父亲最深刻的印象还是他人品的正直，虽然身为外交官，交际圈广泛，但从不吸烟、喝酒、赌博、跳舞。除了自律，他也是这样要求我们的。”朱康生说起儿时的故事，既有些被回忆催生的兴奋，也有些伤感，“有一次，父亲一位朋友送了我一副扑克牌，父亲在场时让我收下了，不过回到自己家，便立马没收了扑克，并将它们一张张撕掉。我母亲有时候一个人在家无聊会玩玩牌，我父亲会悄悄地把牌藏起来，他不希望家里人沾染上这些恶习。只不过，父亲在我8岁不到时便离开了上海，只留下我和哥哥、母亲，我和父亲相处的时间不长。”

　　上海家里与朱少屏最后一次联系，是一份没有发出的电报，“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当时已经在马尼拉的父亲发回一封电报，内容简短：马尼拉平安，电告上海情况。母亲让我去回电报，结果等排到我时，电报线路就断了。这一封没有回复的电报，是父亲与我们的最后一次联系。”朱康生回忆说，这一次失联之后，再知道父亲的消息便是1945年报纸上刊登的外交九烈士遇难消息。

　　朱康生说，九烈士的事迹让人想起一句话：“我们必须要起来反抗，只要四万万人民一条心，日本是不能灭亡中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