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资源缺失并不是中国转型阶段的特有现象。要推进中国社会诚信建设，根本还在于通过比较公正的制度安排，减少和消除行为主体对自身安全和利益安全的顾虑

　　“这是由于患者对医生不信任，才造成这样的惨剧。”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王俊秀说。

　　惨剧是指3月23日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发生的患者杀害医生事件。经初步审理，犯罪嫌疑人李某某因患强直性脊柱炎，当日上午到该医院诊疗。医生得知其患肺结核，建议先治好肺结核后再行治疗。但李某某认为医生不给他看病，心生不满。

　　当日下午，李某某在医院外面购买了水果刀后回到医生办公室，进门即对医务人员行凶，造成一名实习医生死亡、3人受伤。随后凶手企图自杀未遂，被警方抓获。

　　“一个社会产生诚信缺失，人与人之间就难以有信任存在。而信任是人与人交往最基本的需要。”3月27日，中国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举办“进一步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研究专家研讨会”，王俊秀在会中以上述事件为例表示。

　　多位与会专家认为，当前一些个例暴露出的诚信缺失，对社会健康发展的影响值得警惕。重建社会信任，是中国发展必须重视的一个现实问题，也是一项需长期努力才能够见效的工程。

　　加剧社会运转成本

　　公众对社会诚信状况的总体评价如何？2011年《瞭望》新闻周刊联合新生代市场监测机构，对北京、上海、广州、杭州、成都5个城市的民意调查数据显示，仅有4.8%的被访者评价为“好”。

　　王俊秀说，随着社会转型提速，社会成员利益与诉求更趋多元，社会诚信建设尤受关注。

　　“从心理学和经济学的角度讲，信任是重要的社会资本。”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教授说，一个充满信任的社会，交易成本比较低。反之会造成交易主体为防范风险被迫增加成本，限制自身健康发展，也阻碍整个社会进步。

　　多种迹象表明，社会诚信度下降，易对中国发展产生消极影响。商务部统计，中国企业每年因信用缺失导致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达6000亿元。

　　企业诚信之外，个人诚信、政务诚信等领域也不同程度出现缺失现象。专家认为，不仅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交流变得更加困难，对他人的同情、关心和帮助也变得不易。

　　更值得注意的是，失信成本较低，也对社会主流价值观念形成冲击，引发普通民众不满。

　　国防大学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所副所长全林远说，近些年来，我国社会生活中诚信缺失问题凸显，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对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均有危害。

　　“一个国家信任体系如果滑坡，不仅会给国民经济带来损害，还将对整个社会体系形成深远影响，导致社会规则的极度混乱和道德水准的急剧下滑。”中国石油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白春阳说。

　　诚信理念受到冲击

　　接受本刊记者采访的专家认为，诚信缺失现象出现，部分原因是传统诚信理念受到冲击。

　　全林远认为，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战争、革命、政治运动和社会转型的大环境，直接塑造了我国社会诚信状况演化的时代大背景。

　　在他看来，近代中国经历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社会剧烈动荡，传统的民族性格和人文伦理受到巨大冲击。此后，思想观念各种“破旧立新”，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传统文化的影响，也一定程度消解了建立在传统文化基础上的诚信理念。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年代和新中国成立后，致力于塑造风清气正的党风政德，并在全社会推行与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相联系的诚信理念。而随着近年来利益格局深刻调整，传统价值观与社会现实出现一定落差，这样，诚信理念也受到冲击。

　　“社会转型所引发的社会结构变迁、人们在价值取向和道德观念上的冲突与混乱，是导致当前社会信任缺失的深层社会文化根源。”白春阳说，信任资源缺失并不是中国转型阶段的特有现象。

　　但受访专家也表示，传统文化资源在应对当前转型中的诚信缺失现象时，存在一定局限性。竹立家说，在传统社会里，经济和道德是一体化的——一个人没有道德或不诚信，就无法立足于社会。但中国现在已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型，经济和道德逐渐分离，虚弱了对个人道德的约束。

　　全林远认为，儒家传统讲究正心诚意、推己及人，重德性轻规则，重人格自律轻外在制约。这与现代通行的自省与他约、强制性约束与引导性约束有机结合的立信授信结构有较大差异。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现代公民社会为基础，既与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又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新的诚信理念，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全林远说。

　　失信成本过低

　　与会专家大都认为，诚信缺失还与约束体系缺位、失信成本过低有关。

　　全林远表示，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人们的居地、职业、社会地位都在发生着巨大变动，与同一交往对象的重复互动明显减少，这加剧了交往双方的信息不对称，使失信成本大大降低，给违背诚信提供了诱因。出现大范围社会失信风险的可能性上升。

　　“由于利益约束体系既严重缺位，又执行不力，造成守信收益小，失信成本低，以致出现劣币驱逐良币、李鬼打败李逵的现象。”全林远说。

　　白春阳认为，仍期待法制建设的日趋完善，以对失信行为产生应有的震慑。

　　在北京伦理学会秘书长王淑芹教授看来，目前社会诚信缺失，与信用信息的公开、联网程度不够亦密切相关。“失信者一处失信，处处受制，目前基本不可能。”

　　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看，建立社会征信——评价——查询系统，是构建利益约束体系的重要操作方式之一。这一系统有利于解决市场交易及其他各类人际交往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将长远利益与行为主体的诚信水平联系起来。

　　但我国至今尚未建立起上述查询系统。专家指出，由此既难以事前对行为主体作出诚信度预判，又不能事后及时制止失信者的重复失信。缺乏这一系统的支持，相关法规也是施行失据，对失信者的惩治力度过低。

　　全林远建议，通过整合目前分属工商、质监、财政、税务、审计、司法和银行等系统的各类信息，建立以互联互通的信用资料数据库为基础的公共信息平台。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相关法规，借助社会征信系统的信息支持，依法追究失信者的责任，给予相应的法律惩治，改变守信与失信的机会成本严重扭曲的现状，使守信者获得公允回报，让失信者得不偿失，依此形成褒奖诚信的刚性行为导向。

　　多位与会专家认为，我国社会建设相对滞后，也影响了社会诚信状况。

　　全林远说，民间社会组织如果没能良性生长，就只能由政府承担绝大部分的维信职能，不仅负担重、成本高，而且远不能满足社会转型期的维信需求。要营造新型社会信任关系和信任结构，必须加大力度推行社会建设，培育公民社会，大力挖掘社区、协会等各类社会组织的维信潜能，努力使之成为推动现代诚信建设的新型社会载体。

　　关键在政务诚信

　　决策层议事日程中，已经纳入社会诚信建设。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已明确指出：“大力推进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建设，构建覆盖全社会的征信系统。”

　　受访专家指出，当前进一步推进社会诚信建设，要以法治为前提，确立法律制度的权威性。

　　白春阳说，要解决当前的社会信任问题，必须通过一种比较公正的制度安排和社会保证机制，依靠对法律系统、制度系统和规则系统的信任，减少和消除行为主体对自身利益安全的顾虑。

　　“只有法律真正惩罚了失信者，警示了企图违信者，提高失信行为的成本，才能达到保护守信者、鼓励全社会讲诚信的效果。”

　　也要发挥政务诚信的社会引导效应。“当前社会诚信缺失现象的产生，不应过多追究个体的道德品质，而要看到社会环境存在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冯仕政认为，这要求执政者发挥更大作用。

　　全林远认为，政务诚信是确立和维护现代社会诚信的关键。当前应以增进民主、响应民意、保障公益和维护公正为着力点，全面加强政务诚信建设，使之真正成为社会其他领域诚信建设的先导和表率。

　　“政务诚信建设，必须以提高响应民意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为重要目标。能否真正保证‘权为民所用’，是最终能否取信于民的关键所在。”全林远说。

　　王俊秀说，不论个人、企业，还是政府，都需要重视信用积累的过程。人际不信任增加的是人际交往的成本，而政府诚信缺失不仅是成本的增加，更意味着社会普遍规则的失灵。“社会信任能否重建关键在于政务诚信的重建。”

　　还要注重道德教化，加强诚信教育。在白春阳看来，只有当诚实守信内化为人们的自觉意识时，守信才能成为自觉行为；只有当诚实守信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风气时，失信行为才会受到强烈的公众谴责，诚实守信的良好社会风尚才能真正确立；只有全民信用意识得到普遍增强，信用体系建设才能得到广泛的认同和支持。

　　“应当把诚信守信这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作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基础工程和长远战略来抓。”白春阳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