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毛寿龙认为，公务接待问题之所以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关键是因为公开程度一直不够。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如果公务接待一直不向公众公开，公务接待背后滥用的公权力就得不到有效制约，公务接待问题也将长久存在下去。

在今年全国两会上，“领导们该喝什么酒”成了代表、委员们热议的话题。其实不管是喝茅台、拉菲，还是二锅头，这些讨论背后指向的目标只有一个——公务接待。

近日，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题客调查网、民意中国网和网易新闻中心，对全国31个省（区、市）10844人进行的调查显示，63.8%的人在持续关注公务接待改革的相关情况。受访者中，70后占25.8%，80后占52.3%。16.3%的人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85.5%的人直言当前公务接待问题依然严重

对于当前公务接待问题的严重性，黑龙江省大庆市公务员李女士深有感触。在她们当地，即使一个乡镇政府招待领导，大鱼大肉都已经不算什么了。当地许多部门都把脑筋用到了如何使公务接待不断求新、求异上，千方百计讨领导欢心。

李女士认为，当前的公务接待主要有两大罪状：第一是奢侈浪费。一些公务接待中的一桌酒菜少则几千元，多则上万元，而且几乎没人真正吃完过，浪费极其严重；第二是相互攀比。一些部门的公务接待没有硬性的标准，完全根据领导的级别来定，生怕自己的招待标准比别人的低，对领导照顾不周。

由于工作关系，北京市某单位公务员刘丹（化名）经常陪单位领导出席各种活动。他告诉记者，在一般的接待中，海参、茅台都很常见，看着让人心疼。现在的公务接待早已不是只对上级，同级别的不同部门之间也经常进行特殊形式的“学习交流”——真正开会、参观的时间也就一两个小时，其他时间都挪到了酒桌上进行。“媒体整天都在声讨公务接待问题，国家也三令五申要求限制公务接待消费，可是现实中，好像该怎么样还怎么样。”

调查中，85.5%的人直言当前公务接待问题依然严重。

北京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政府管理研究所所长朱光明指出，当前公务接待问题越来越严重，在许多地方，领导干部几天没有饭局就“馋酒”，工作没有精神。还有的地方，一些领导70%的时间都花在酒桌上，体力和精力都出现严重问题。“公务接待现在既是滋生腐败的温床，又是挑起官民矛盾的重要因素，必须赶快‘刹车’！”

公务接待问题为何难以治愈

其实，政府早在很多年前就开始对公务接待问题进行“刹车”。1998年，财政部印发了《行政事业单位业务招待费列支管理规定》，对业务招待费的范围、标准、管理等方面作出了比较详细的规定。200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再次明确了公务接待的标准与纪律。

可是对于这些治理公务接待问题文件的效果，仅22.2%的受访者觉得“比较好”，32.0%的受访者觉得“一般”，20.6%的受访者觉得“不太好”，20.0%的受访者表示“不好”。

公务接待问题为何难以治愈？调查中，位居前三位的原因分别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71.7%）、“各种规定执行力度不够”（59.0%）、 “惩治力度不够”（52.0%）。

其他原因还有：“缺乏硬性标准”（49.3%）、“以文件治理，少有制度性手段”（47.1%）、“没有涉及公务消费账目公开等核心问题”（46.8%）、 “运动式手段较多，缺乏长期治理”（41.9%）等。

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副院长王敬波认为，公务接待问题之所以已成顽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公款吃喝在当前已经成为我国行政文化中的一部分，面对这种根深蒂固的行政文化，想靠几个文件就把它清除掉几乎不可能。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毛寿龙认为，公务接待问题之所以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关键是因为公开程度一直不够。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如果公务接待一直不向公众公开，公务接待背后滥用的公权力就得不到有效制约，公务接待问题也将长久存在下去。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廉政研究所副所长杜治洲副教授指出，公务接待问题一直治理不好，根本原因在于公务接待消费一直没有被纳入公共财政预决算框架。现在很多公务接待费用都是由预算外经费提供的，很难监督。所以，现在迫切需要完善公共财政制度。

77%的人认为公务接待标准应该由公众参与制定

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深圳龙岗区南湾街道南岭村社区党委书记张育彪建议尽快出台“公务接待严禁采购消费目录”，禁止公务接待使用市场价格500元以上的烟酒，及消费燕窝、鱼翅、虫草等。

此次调查显示，87.4%的受访者表示我国需要尽快出台公务接待标准。对于公务接待标准的特征，受访者首选“公开性”（66.3%），其次是“强制性”（62.9%），排在第三位的是“可操作性”（62.7%），最后是“全国统一性”（51.0%）。

公务接待标准应该由谁参与制定？调查中排在首位的是“普通公众”（77.0%），排名第二的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48.0%）。其他还有：“媒体”（35.4%）、“专家学者”（32.2%）、“政府官员”（24.3%）等。

“公务接待问题难以得到有效控制和监督，缺乏统一、合理的标准是重要原因。”杜治洲指出，有必要制定合理、可操作且具有强制性的公务接待标准，对公务接待的总消费和单次消费进行有效控制。同时，应该将各级单位的公务接待标准与其实际公务接待消费账单向公众实时公布，公众可以随时查询并举报。

“公务接待标准的制定是一项公共政策的形成过程，必须有公众的参与，听取群众的意见，反映群众的心声。”杜治洲说。

王敬波认为，治理公务接待问题的关键在于财政预算控制。只有将公务接待全盘严格纳入政府财政预决算，并将公务接待预决算的情况向人大、政协以及公众公开，接受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普通公众的监督，公务接待的一系列问题才有可能从源头上得到治理。

朱光明指出，解决公务接待问题关键在于领导干部，特别是一些级别较高的领导干部。一方面，领导干部应该进行自我约束，充分认识到公务接待问题带来的危害；另一方面，对于领导干部也应该有外在的刚性约束，以党纪国法为标准，严格追究公务接待问题主要当事人的责任。

当前对公务接待的规范和改革中最关键的是要做什么？受访者首选“公布详细的公务接待账目”（64.6%），其次是“对公务接待问题严重的政府机关和官员进行强力问责”（61.3%），排在第三位的是“设立专门渠道，接受公众举报监督”（59.7%）。其他还有：“将公务接待上的腐败与浪费行为立法论罪”（56.8%）、“加强政府对公务接待的预决算公布”（54.4%）、“运用公务消费卡等技术性手段”（31.6%）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