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专访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市长黄奇帆

　　新华网记者 黄庭满 姜春媛 韩元俊

　　作为我国中西部唯一直辖市的重庆，不沿边、不靠海，大城市、大农村并存，大山区、大库区一体。近年来，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立足特殊“市情”，在开放、改革、先进生产力和民生建设等方面，创新探索实践，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很多成就，实现了十二五时期的良好开局。2011年，重庆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0011.13亿元，同比增长16.4%，经济增速跃居全国第一。

　　重庆市是如何开创改革开放发展新局面的？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围绕相关话题接受了新华网记者的专访。

　　内陆开放高地如何形成？

　　记者：地处西部的重庆是一个内陆直辖市。近几年，重庆确定了建设内陆开放高地的目标。我们知道，西部地区应该既抓开发，同时也要抓开放，但内陆开放高地必须是口岸高地，相比沿海城市，内陆城市在开放上不具有地理优势。请问市长，重庆确定这一目标有着怎样的考虑，推出了哪些举措，取得了哪些进展？

　　黄奇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中国沿海发展30多年的历史是一个开放的历史，中国内陆要发展也离不开开放，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如果一个地方不够开放，要开发得很好，是很难的，也是有障碍的，是不能实现真正的开发目标的，所以我们觉得内陆的开发、西部开发要补上开放这一课。

　　讲开放，一般要抓四件事情：第一，引进外资；第二，进出口贸易；第三，物流集聚和辐射的中心功能；第四，企业走出去，在世界舞台上进行投资发展。如果一个地方把这四件事做好了，那就可以说开放高地建成了，或者说口岸的高地也建成了。

　　最近四五年，我们在引进外资上从原来的10亿美元增加了10倍，规模是中西部第一，在全国31个省区市中我们排在了第8位，在引进外资方面我们走到了中国的前列。

　　进出口贸易方面，我们四年前是60亿美元，去年达到了360亿美元，四年来增长了6倍，尽管绝对数不够大，但是增长率连续四年居全国第一，应该说是很好的事情。我预计，今年可能会突破500亿美元，这就是说，会继续保持一种高增长。

　　作为一个开放高地，应该是一个口岸、一个中心城市。所谓口岸，不仅仅是你自己本土的进出口货物在当地报关，还要让周边省市的货物到你这里通过你的口岸转口到全世界，或者全世界的货物通过你这个口岸辐射到其他的地方。这个功能我们现在逐步形成当中。我们之所以进出口贸易增长得快，除了本地的产业结构调整导致进出口量增长以外，相当重要的就是周边各省现在开始把货物转到重庆报关进出口，这个比例去年达到了32%，今后几年我们争取能达到50%。

　　我国外汇储备比较充分，在国际金融危机的情况下，如果抓住机遇加大海外投资，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有好处。近几年，我们大力推动企业走出去，全方位展开，连续两年每年实现海外投资50亿美元，有力推动了整个重庆的开放高地建设。

　　上述四个方面是我们的基本成效。之所以产生这些成效，我想，主要有三个方面原因：

　　第一、党中央、国务院在西部开发过程当中给了重庆开放高地建设的一些重要的、具有前提性的一些要件。比如说批准设立了重庆两江新区，所谓两江新区，新区不叫特区，不“特”而“特”，“特”中有“特“，比特区还特；新区的“新”就在于特区没有干过的事我们创新了也可以干。两江新区和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是一个政策，一个性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开放平台。

　　第二、中央给了我们两个保税区，是两个内陆最大的保税区。保税区理论上就是国境之内，关境之外，货物到了保税区就算出国了，利用这个保税区吸引周边省的货物进保税区就算出了关境，就可以出口退税，所以说是国家给了我们一些开放平台要件；

　　第三、我们推动了口岸物流的平台建设。作为一个口岸，货物到你这里就能出国，机场就是一个口岸，原来重庆的机场功能不怎么复杂，规模也不怎么大，所以体现不出大的口岸作用。最近几年，我们从航空货物的口岸出发努力推动，重庆机场从原来300万人一年的吞吐量已经发展到现在的2000万人，我预计再过十年还会涨几倍，可到6000万人。

　　重庆机场航空货物量原来才几万吨，现在达几十万吨，国际货运量翻了四倍，这使得重庆机场口岸功能的作用大大突出了；原来是一个跑道，现在是两个跑道，内陆近百个机场真正有两条跑道在运行的就是我们。

　　去年年底，经民航总局批准，我们开工建设第三跑道，还规划了第四跑道，我们的航站楼等各方面要花200多亿元进行建设，重庆机场将是内陆复合型的枢纽机场，它就是一个口岸，如果没有这个口岸，物流进出口很不方便。

　　在铁路方面，内陆的铁路往往没有口岸功能，往往是边境上的铁路是口岸，沿海的港口是口岸，地处内陆的很难说，因为一般概念里面内陆火车站顶多是枢纽，不能叫做国家口岸。我们要创造条件使重庆铁路口岸具有一个口岸桥头堡功能，近几年推动了重庆的铁路和新疆、欧洲的形成一个“渝新欧”欧亚大陆桥，使重庆作为起点站，欧洲成为终点站，火车在这里始发，这里就变成了口岸。

　　怎么才能使重庆具有这样的口岸功能呢？我们联络了从重庆到欧洲的六个国家，包括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白俄罗斯、波兰、德国，整个一条线六个国家海关，大家一起推动这12000多公里铁路实行一卡通，一个地方的国家海关关检了，其他国家一路放行，这个起点站就是重庆。

　　这条线涉及到六个国家的铁路部门，每个国家都有铁路运行时刻表，这个跨国的运行表就需要有一个协调，所以六个国家铁路部门一起开会协调了一个叫“五定班列”的运行表，即“定起点、定终点，定路径、定时间、定价格”，联手把这个运行线上的五个关键环节定下来。

　　六个国家的铁路部门还一起搞了一个物流公司，中国货物通过物流公司组织发货到欧洲，同时又组织欧洲的货物发货到重庆，就形成了一个物流平台。这样，海关的通关平台，铁路部门的“五定班列”运行时刻表，物流公司的服务平台，就使重庆发挥了桥头堡的作用、内陆铁路枢纽和国际铁路枢纽的作用。

　　为什么内陆忽然可以成为口岸？不是凭空叫出来的。国际航班发达了，这个地方就是口岸；铁路成了国内国际枢纽了，也就创造出了口岸。有了这些条件以后，重庆的开放高地也就逐渐形成了，外资也多了，进出口也上去了，海外投资的量也增多了，两江新区的平台也建起来了。重庆的开放高地突然出现了，大家觉得很奇怪，仔细了解也是很确切的。

　　工业“三大新板块”如何浇筑？

　　记者：十二五时期，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主线。重庆是一个老工业基地，长期以来，在比较闭塞的环境中形成了比较闭塞的经济结构，在转方式的新的时代要求下，压力很大。重庆市在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方面，有哪些做法？

　　黄奇帆：原来重庆的工业规模不算大，2000年的时候也就是1000亿多一点的产值，到去年，达到了14000亿，十年涨了十倍，涨得是比较快的。目前，重庆工业每年投资3000亿，新增产值有4000亿，今后的四年可能会涨出16000亿甚至更多，也就是说2015年我们会变成30000亿的工业销售值。现在要思考的关键是这30000亿是什么样的产业结构，我们不能完全按照原来的老产品搞量的扩展，而要按照中央的要求，一方面抓节能减排，能够转变“傻大黑粗”、能耗成本比较高的产业；另一方面，要增加这个地区的核心竞争力和技术进步的能力，使得我们经济增长更有质量

　　按照这样的要求，“十二五”时期我们将推进重庆“三大板块”工业的发展：

　　第一，1万亿的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这里面包括1亿台笔记本电脑，三千万台打印机，五千万台显示器，还有两千多万台的智能手机和通信设备，包括路由器、服务器、存储器等通信设备。这两亿台件的产品再加上70%到80%的本地造零部件，会产生巨大的产值，零部件和整机会形成1万亿的产值，而且规模大，全球笔记本电脑，全球通信服务器，全球的打印机，也就是说通信网络设备的1/3都是重庆造，产值达到1万亿，同时把品牌商、组装厂、零部件厂商、生产性服务业全部配套落户在重庆，形成一个电子产业集群。这个板块是“无中生有”的新板块，西部原来没有这样的电子工业，我们在2000年的时候电子工业只有20亿，后来发展到了2000亿，我们今后五年准备增长1万亿；

　　第二，我们要把传统的有优势的工业，比如汽车、摩托车、装备工业进一步升级换代，也达到一万亿的规模。重庆老工业基地原来主要的工业基础就是汽车、摩托车和装备工业、机器设备制造业。抗战的时候从沿海迁到这里的主要也是机器制造业。我们要更新换代，大体上到2015年会形成六千亿左右的汽车、摩托车产业，四千亿左右的机器装备制造业，形成一万亿。汽车业方面，主要是长安汽车集团，我们认为一个地方大量的汽车零部件制造，不能只为长安服务，我们支持一汽、二汽、上汽、北汽到重庆布局发展，形成一个全国主要品牌商、制造商都在重庆有基地，重庆能够为全国汽车配套服务的格局，形成一个汽车产业集群。

　　中国原来的汽车业发展格局是，大家有一个不约而同的分工，一汽在长春，北汽在北京，上汽在上海，长安在重庆，二汽在武汉，大家好象井水不犯河水。但是在美国，无论通用、福特、克莱斯勒都在底特律那边，所以我觉得一个地方不一定只为一个汽车工业服务，可以为各个汽车集团服务。我们形成了中国各类汽车产业的巨头在重庆形成集聚集群的发展。同时，每一类汽车的零部件的配套也都能够垂直整合一体化，这样会形成更好的竞争力。

　　第三，推动重庆钢铁、有色、水泥、石油化工、天然气化工制造业发展，这是传统的重化工板块。这个板块我们会淘汰落后，降低能耗，推动先进技术的开发和发展，使重庆这个板块“枯木逢春”，形成新的竞争优势。

　　大体上，我们三大板块三万亿，形成重庆在中国有竞争力的、举足轻重的生产能力。

　　城乡统筹试验改革如何突破？

　　记者：我们理解，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际上是全国各地的共同使命。我们还观察到，在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在改革进入深水区的新阶段，中央着眼于解决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问题，会适时选择部署若干地区，赋予其在不同领域的改革探索使命，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演绎改革“探路者”角色，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这些年，重庆也领了一项新使命，就是探索统筹城乡发展。2007年6月，国务院批准重庆市和成都市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赋予其使命：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率先突破，大胆创新，尽快形成统筹城乡发展的体制机制，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2009年1月出台的《国务院关于推进重庆市统筹城乡改革和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赋予重庆市在多个领域"先行先试"的权利。应该说这也是重庆市发展的又一个机遇。请问市长，近几年，重庆在统筹城乡发展方面整体推进的情况如何？

　　黄奇帆：重庆是大城市和大农村并存的地方，与沿海大城市不同，沿海大城市基本是按照城市化、工业化两个轮子一起转的。重庆必须在推进城市化、工业化的时候高度重视和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所以我们的发展战略就是五个城乡一体化，即城乡一体化的基础设施，道路、交通、能源、电讯等要一体化；城乡一体化的养老医疗、社会保障；城乡一体化的教育卫生文化；城乡一体化的要素市场；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

　　近年来我们进行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探索：

　　第一，进行了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我们把在重庆打工三年、五年以上的农民工，在自愿的前提下转换为城市户籍，转了以后社保、医疗、教育、就业、住房和城市居民完全一个待遇，我们创造了全国最大规模的转户率，风平浪静的转，老百姓很满意；

　　其次，大规模地推进保障房和公租房。农民工进城不能形成新的城市贫民窟，也不能让农民工去买房子，他们买不起，既然有几百万人要进城，就要想办法帮他们解决住房。我们3年建公租房4000万平方米，能够满足200万人居住，不仅给城市中的原住民搞改善，而且只要你是在重庆打工的人，只要打工三年、五年，城市需要你就业，你就可以申请公租房。大学毕业生到了重庆只要有企业用你，就可以申请公租房。总的来说，我们的住房保障系统是城乡一体化的；

　　再次，推进了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重庆农村有三种类型的地，包括集体所有的宅基地，集体所有的承包地，集体所有的林权地。大家都知道是集体所有，农民有没有财产权，不清楚。我们做了一个改进，根据《物权法》的“土地所有权是一种财产权，土地使用权也是一种财产权”精神，不仅对农民承包地、宅基地确权，而且把财产权也进行了确权。大体上，农民的一块地如果值100元，20元钱归集体所有的财产权，80元归农民家庭所有的财产权。农民的土地就可以用来和银行抵押，就可以增加贷款，所以我们提出了五年内让农村的农民家庭增加1千亿的三权融通抵押贷款。重庆在两年前只有30几个亿，去年做到100多亿，明年可能达到500多亿，这也是很重要的发展措施；

　　第四，帮农民进行新农村建设改造。探索对原有宅基地进行地票交易，实现了农村的宅基地如果复垦为耕地，一方面有效使用，增加了农村的种植面积，另一方面城市发展中通过购买地票的行为，可以用来作为征地指标用来征地。这个过程实现了大农村和大城市之间的资源优化配置，也实现了大城市反哺大农村，我们的地票可以形成100多亿的资金量。

　　这些措施都属于我们在城乡统筹改革当中进行的重点突破，是我们为中央赋予我们的实验区做出的应有的探索，也的确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公租房建设如何“公事公办”、“秉公办事”？

　　记者：刚才您谈到了重庆的公租房建设。公租房建设是保障性安居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确是中低收入群众的热切期盼。我们在以前的采访中了解到，公租房建设过程有两个问题需要引起重视：一是公租房建设如果不能建立起良性运转的长效机制，势必影响其可持续性；二是在公租房建设及资金统筹过程中，各地都遇到了一些绕不开的难题，如果这些难题解决不了，难以保证公租房的持续发展。请您谈谈对这两个问题的思考。重庆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

　　黄奇帆：重庆的公租房规模大，在运行中有几个突出特点：一是服务对象明确，不容易出现浑水摸鱼的现象。二是公租房在建设过程中防范了两个黑洞。保障房、公租房最怕的就是今天给了你保障房，明天你就把它当做发横财的资源。比如说你3000元/平方米买的公租房，过了几年15000元/平方米卖掉，就钻了空子。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你买了房子以后，过了几年就变成商品房流失了，这是一个无底洞。所以公租房作为保障房，如果你买下来以后，三年、五年要退出或者卖掉，只能卖给公租房管理局，只能内循环，这样一来这些人就发不了横财，因为公租房管理局也就是原价加点利息，不能发横财的商品就不会有人来投机，所以防范了利益输送的黑洞，防范了无休止建保障房的黑洞，这样就能使我们现在建的4000万平方米，五年以后还会在保障房系统里面转，所以政府就不用不断地去造房子。这个机制很重要。

　　我认为，保障房和公租房是一种公共服务，是政府的职责所在，所以就要公事公办，公建公管。房产商是造商品房的，即使他们愿意，政府也没有必要叫他们进来。保障房也不能让各个单位自己造，那样会变成集资建房，有权有能力的单位就拿了国家资源利益输送。而那些没有权，没有钱的单位多少年没有房住，也造不了集资建房。重庆专门成立了公租房建设管理局，由他们负责公租房建设，包括建成以后的管理都由公租房管理局来管理。

　　保障房建设还有一个配套的问题，不能因为是保障房就不当回事。中央下令加快建设保障房，就随意开工，三年、五年也不竣工，变成一个假开工了，这个不行。所以开工的地方要讲一个竣工率，竣工之后还要有配套，如果学校、医院、商业设施、道路交通、基础设施、自来水或者通信等条件不齐备，老百姓即使有房子住，也不能正常的生活，所以要突出保障房建设和公租房建设的开工率、竣工率、配套率。这样的话，才能真正地为老百姓做好事。

　　保障房建设的融资，有多种渠道。比如我们造4000万平方米公租房，因为是公共服务，所以土地是划拨的。这就需要价值300亿的划拨土地。建房子本身需要钱，要划拨300亿现金作为资本金投入，这就600亿了。我们和银行、保险公司、社保基金等各个社会融通单位，用政府的信用、担保、筹措800亿，这800亿贷款过去两年我们已经融通了500亿，再加上划拨土地和政府拨款。中央政府已经拨了90个亿，地方政府拨了100亿，今年中央和地方再拨100多亿，差不多就有300亿。

　　总资金我们基本解决了。我不认为，公租房和保障房的资金是非常难的事情，公租房是民生保障，是公共服务，但它毕竟不是一个财政完全补助的系统，而是一个出租了以后收租金的。如果你要购买的话，至少是成本价格的购买，所以在成本意义上还是能够回流的。在这个意义上讲，它不应该是一个很困难的筹资问题。比如说，租房对象月收入1/6左右的资金用来租房，国际惯例任何一个家庭如果收入的1/6之内是房租，是住房成本，这个家庭是过得去的。如果一个家庭1/2的钱都交付房租就会影响家庭生活。比如说一套房子50平方米，三口之家，两个人收入3000元多，1/6就是500元左右，用来付房租，所以这是一个概念。

　　其次，这个租金至少等于银行融资的利息。政府出的300亿土地和300亿拨款不算利息，按照你和银行融资的800亿利息一年可能要48亿。我现在造了4000万平方米，每平方米收10元，12个月有48亿，所以租金和利息基本打平。但是还有管理成本，还有800亿的本金要还，怎么平衡呢？没有关系，因为公租房的住户里面三五年内可能有1/3的是想把房子产权买下来的，买下来的时候，成本算下来3000多块/平方米，1000多万平米如果都买下来的话，就可以用来还四五百亿。另外4000万平米公租房会有400万平米的商业配套，这个是按市场价出售，差不多是10000块/平方米，400万平米就是400亿了，这个帐总之是算得平的。另外，大家要明白公租房的租金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如果市场上商品房价是8000，十年以后涨到一万八两万，那么公租房租金可能会从10块钱变成15甚至18，那个时候大家的月收入不是1800，可能是4000了，夫妇月收入就是8000了，所以这是一个金色的蛋糕，是个不动产，而不是一个不良贷款，一个无底洞。

　　建公租房融点资，只要管得好，心安理得。只要没有人贪污，没有人造假冒伪劣的房子，当然是件对国家，对老百姓都是有利的事情。

　　民生导向、缩差共富发展之路如何走？

　　记者：近几年各级政府保障和发展民生，都在大力地强调、推动和实践，实际上这也是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责。重庆明确提出了“民生导向、缩差共富发展之路”，请谈谈这方面的考虑和做法。

　　黄奇帆：这是重庆市委市政府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过程中形成的工作重点和工作思路。我们认为，科学发展观的贯彻落实有三个层面：

　　第一层面，和经济的拉动力有关，比如说，原来靠外需拉动，现在靠内需拉动；原来靠投资拉动，现在靠消费拉动，是“三架马车”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所以，中央强调科学发展观念的落实，不仅要求调整产业结构，而且要调整发展方式；

　　第二层面，和人与自然的关系有关。科学发展观要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要求经济社会发展满足生态环保，能源消耗，技术进步的要求，这是一个科学理念；

　　第三层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最高境界就是民生导向，就是内需发展，消费拉动的发展方式。西部开发了，两极分化了；蛋糕做大了，差距拉大了，如果出现这样的问题，也是对科学发展观没有贯彻到位。要落实科学发展观，最高境界就是要走民生导向的共同富裕发展之路。

　　重庆市委市政府在研究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时，要求基本解决调整三架马车的拉动方式，认清调整人与自然和谐和生态环保的科学意义，同时要使城乡之间、贫富之间和区域之间的差距有所缩小，通过缩小差距，走共同富裕之路。这种基本思路表现在2010年，我们提出了民生导向的“民生十条”等，又体现为2011年的“共富十二条”，资金来源是政府和社会两个六千亿，资金去向农村六千亿，城市六千亿，通过这些措施，使我们经济快速发展，城乡差距缩小，贫富差距缩小。

　　事实上，去年我们农村收入和城市收入的差距缩小了，同时基尼系数也从0.438下降到了0.421，我预计今年会下降到0.4左右，如果我们每年下降0.02，五年能下降0.1，就可能从原来的0.438下降到0.34或者0.35。这是我们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民生导向发展的关键所在。

　　小微企业的大作用如何发挥？

　　记者：一个社会要真正富裕，需要发展“草根经济”，需要有千千万万的中小企业、微型企业。国家高度重视小微企业发展，去年下半年，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专门研究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措施；小微企业再次频繁地进入理论界、经济界以及各级政府视野。请谈谈小微企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以及重庆市在支持和促进小微企业发展方面的做法。

　　黄奇帆：我认为，这里有一个实体经济发展增加就业的问题。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危机有许多具体表现形式，比如，有医疗保险支出太大形成的债务危机、生态环保等危机、金融危机等等。这些危机当中，根子上的危机是就业的危机。

　　一个地方只要就业充分，那么这些就业人群所代表的那些工厂交税就多，政府收入就多。就业多的地方，养老医疗保险费企业也在缴，如果失业人群多了，养老费就缴纳少了。所以就业一减少，政府的债务危机更严重，政府的社保危机更严重，政府的金融危机更严重，房地产也坏账了，一切的危机都和GDP发展、就业发展有关。

　　可以说，人类的绝大部分就业都在实体经济里，所以当今世界就业的争夺，就业岗位的争夺，就业的发展，是任何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最最惦记的一件事。

　　现在地球上70亿人，有30亿人是老人小孩，剩下40亿是要工作的人，其中，10几亿在农村工作，城市居民无论中国、美国、欧洲还是东南亚，全球的就业人群有25亿人要工作，但是全球目前真正可以让人一星期去工作40个小时稳定就业的岗位没有超过15亿个。也就是说，有相当多的人是处于一个星期干10小时、20小时，十分不稳定的，没有体面稳定的就业，人就没有尊严，贫富差距就会拉大，所以就业率低了，社会就不稳当。

　　如何解决好就业呢？实际上就是要发展实体经济，就要为实体经济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就这方面而言，重庆在理论上认清了这么一个重要性，在两个环节上推动了就业：

　　第一、在市场环境和投资环境上，我们提出了“五低”环境，即“低税费成本、低房产土地成本、低物流成本、低金融融通成本、低要素成本”。产生洼地效应，财富就直接往你这里流，就产生了更多的企业。去年我们企业数量增长23%，增长率全国第一；

　　第二、我们对民营企业的发展，采取了分类指导方针，根据国务院的相关方针政策精神去具体落实。对于民营的大中型企业，我们同等国民待遇。对于民营中小企业，帮助解决融资难的问题，真正的关心它。对于小微企业，有一技之长的人，给予资本金补助，去年凡是小微企业创业者，只要他带了十万元，七八个人一起干活，我们就给三到五万拨款补助，提供贷款和税收优惠，小微企业就欣欣向荣，两年我们增加了5万多个微型企业，形成了40万人就业。 对于个体户，我们给他们生存空间，让他们在合理的空间里去活动。

　　重庆的民营经济最近几年每年持续以20%在增长，市场环境比较好，就业岗位充分发展。总的来说，“五个低”的投资环境，加上对民营经济“四个分类”的有效指导，使得重庆民营经济企业增长率全国领先，重庆的就业岗位比较充分。我相信，今后世界竞争，地区竞争中，谁把就业工作搞得更好一点，哪个地方就更和谐一点，发展也会更快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