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改革开放，热议共同富裕

　　华龙网讯 (记者 肖竹)重庆的改革发展，吸引了海内外媒体的关注。“两会”期间，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二十多家媒体组成“知名媒体看重庆”采访团来渝采访。10日，市委书记薄熙来，市领导黄奇帆、何事忠、翁杰明，与记者们座谈。一个多小时里，大家畅所欲言，就重庆发展的热点、难点问题，进行了交流。其中，“共富”成为最热的一个词。

　　如果腐败分子和黑恶势力搅到一起，对百姓的危害就更大了，一定要坚决“打黑”

　　座谈会上，大家争相提问，气氛热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彭玉冰第一个抢到话筒。她说，这次来重庆发现变化真大，道路通畅，绿树更多，夜景更美，社会治安也让人放心。那些对“唱红打黑”不理解的人，都应该来重庆看一看。

　　薄熙来说，有些人不喜欢“红歌”，其实，中华民族喜欢红色是有由来的，因为它象征着事业的“红火”与吉庆，这已成为中国人千百年来的共识。比如，天安门是红色的，这并不是共产党执政后才染红的。在现代，我们的国旗是红色的，这寄托着崇高的精神和神圣的情感，因为它是千千万万烈士的热血染红的，共产党人为谋求民族的解放和人民的幸福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我们今天“唱红”，体现了对社会正义的追求与为民情怀。再者，红歌内容广泛，既有抗战歌曲，有建国歌曲，也有古今中外的不朽名曲和名作，我们是借用大家广为理解的概念，统称为“唱红”。过去词牌里就有《满江红》，当年爱国将领岳飞“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一腔热血“满江红”，体现了精忠报国的精神，感动了一代代的人。有些人对“唱红”说三道四，其实也说不出多少道理，我们并不介意。在共产党领导的人民中国，不“唱红”，难道还要“唱黄”、“唱黑”吗？

　　至于说到“打黑”，古今中外、历朝历代都要打击刑事犯罪，任何政权都不能容忍杀人抢劫和贪污腐败。如果腐败分子和黑恶势力搅到一起，对百姓的危害就更大了，所以一定要坚决“打黑”！市委、市府是在摸清线索，掌握情况之后，才下决心要把社会环境集中清理一下。去年，重庆被评为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最好的城市之一，说明广大百姓对“打黑”是认可的，而且取得了明显成效。

　　在地方当领导干部的，经常要想的“共性”问题，就是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瞭望周刊总编室主任杨士龙说，当前，重庆在海内外广受关注，不少人称赞薄书记是“个性官员”，但对重庆的一些举措，也存在争议，请问薄书记如何看待？

　　薄熙来说，关于你说的“个性”，其实在地方当领导干部的，经常要想的“共性”问题，就是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脑子里一定要装着百姓。重庆提出民生导向的发展思路，完全是按中央确定的路线来具体实践。从毛泽东、邓小平到江泽民、胡锦涛，党的几代领导人一以贯之，最为关心的都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我国是世界人口第一大国，更要把民生摆在重中之重的位置上。具体到重庆，就是如何让3200多万人民实现共同富裕。

　　薄熙来说，民生共富之路是一个重大课题，要深入具体地破解。市委先后召开了两次全会专题研究，出台了“民生十条”、“共富12条”，提出了“缩差共富”的一系列具体措施。“民生十条”、“共富12条”涵盖的社会面在百分之六、七十以上。比如说，公租房涉及50万户、近两百万人；“万元增收”要使渝东南、渝东北区县的农户，用3年时间每家增收万元；再比如，建设“森林重庆”，提高森林覆盖率，搞了大大小小几百个公园，全体市民都享受。我们还要把长江重庆段800公里两岸全都绿化起来，这也算是重庆人对中华民族“母亲河”尽些孝心！“大下访”、“结穷亲”、“三进三同”，就是要让所有的干部都眼睛向下，重心下沉，面向广大的基层群众，为他们解决实际困难。

　　领导干部要敢于承担责任，面对困难和压力，不能上推下卸，要有担当的勇气

　　薄熙来说，说到争议，我的看法是，在一个地方做领导，就是要按照中央的要求，经过理性思维，把该做的事、看准的事坚定不移地做好。其实，人们对任何事物的认识，都不会是完全一致的，都会有争议，而且越有价值、越有创新的事就越有争议。如果遇到这些事儿大家都绕道儿走，社会的正义就很难彰显，正气就会受到压抑。比如“打黑”，就涉及很多人的切身利益，不仅是黑恶团伙，还有他们的“保护伞”。但不“打黑”能行吗？社会能和谐吗？让人民继续忍着吗？该干的事儿就要干，不必想那么多。其实，不仅“打黑”有压力，对“唱红”说闲话的人也有，说什么“左”啦，搞“形式主义”啦……一个地方要想大发展，就要有精气神，不能整天哼些靡靡之音。我们很有包容性，但更要唱响主旋律！共产党人要有坚持真理的勇气，而坚持真理就必须旗帜鲜明。领导干部要敢于承担责任，面对困难和压力，不能上推下卸，要有担当的勇气。

　　任何地方都有发展之机，就看能不能科学合理地运作

　　人民日报记者侯露露说，这几年，重庆探索“地票”交易、户籍制度改革、公租房建设、交巡警合一，还开通了渝新欧铁路。这么多东部想做而没做成的事情，重庆为什么却做成了？

　　薄熙来说，中央对重庆寄予厚望，锦涛总书记作了“314”总体部署，三大定位里有一个“建设城乡统筹发展的直辖市”，给了重庆先行先试的权力。“地票”交易、户籍制度改革、“三权”抵押贷款，都是城乡统筹的具体抓手。有了这些措施，城乡统筹才成为可操作、可推动、具体现实的东西。

　　薄熙来说，你提到内陆地区如何在改革开放上有所突破。依我看，一个地方越有挑战，就越有干头儿。挑战可以激发人的思维和创造力。重庆虽地处内陆，但只要肯动脑筋，有创意，照样可以有所突破，甚至在某些领域变“跟跑”为“领跑”。讲对外开放、招商引资，过去30年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中西部相对落后，但想开了、搞好了照样可以后来居上。这些年，重庆利用外资年均增长40%多，2007年到位10亿美元，去年到位100亿美元，总量已居全国前八。可喜的是，还“走出去”到国外投资50亿美元，在巴西买地种大豆，在澳大利亚、非洲买矿。在中央的支持下，重庆还设立了两江新区。随着渝新欧这条大运量、低成本的国际货运铁路的开通，重庆到欧洲的货运时间可缩短半个月，山城也就从开放的“三线”转为“一线”。我们还无中生有建设了亚洲最大的笔记本电脑基地，去年生产了2500万台，2014年将年产1亿台，主要销往欧美。任何地方都有发展之机，就看能不能科学合理地运作。针对关键问题，抓住机遇，动几个大手术，城市也就做活了。

　　社会要发展进步，就要让大多数的百姓看着公平、合理，比较满足

　　共同富裕是媒体关注的焦点。人民论坛记者刘建希望了解重庆“缩差共富”决策的背景，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程维询问重庆面临哪些挑战。

　　薄熙来说，重庆还比较穷，财政并不宽裕，但我们下决心走共同富裕的路子，这绝不是盲目的，是建立在科学思考的基础上。社会要发展进步，就要让大多数的百姓看着公平、合理，比较满足，这样才能调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现在重庆的“三个差距”，即贫富、城乡、区域差距已不小，不仅群众有意见，消费也上不去。只有把民生安排好，收入差距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广大市民才能在心理上安稳，发展才能持续。

　　薄熙来说，“缩差共富”当然会面临很大挑战。重庆直辖后，带起了原四川省也属贫困的“两翼”地区，其中有14个国贫县，而重庆的财力并不雄厚，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面临的挑战很大。按一些人的思维逻辑，好像收入差距越大，越能刺激发展，越能招到廉价劳动力，企业的利润也会越丰厚，从而实现经济发展。其实，贫富差距大了，不仅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需求，影响社会稳定，也会严重削弱经济发展的原动力。重庆的思路很简单，就是要在共同富裕中推动经济发展。通过普遍提高市民的收入水平，既改善他们的生活，也增加他们受教育的机会，使整个劳动力素质不断提升。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就有机会招到更多优秀的工人，再加上政府提供公租房，为农民工解决城市户籍，提高保障水平，企业没了后顾之忧，就可一心一意谋发展，投资兴业的信心自然会大增。重庆这些年经济社会有了较大进步，证明这条路是走得通的。

　　平均主义不利于发展，所以要打破“大锅饭”；但贫富差距拉大也会破坏生产力

　　香港大公报记者孙志接着问：“今年是小平南巡讲话20周年，经济界认为，中国改革已进入‘深水区’，重庆在此时提出共富理念，对当前GDP增长有何作用，又有什么长远意义？”

　　薄熙来说，小平同志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在人民心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改革开放之初，在平均主义盛行的情况下，强调打破“大锅饭”，克服平均主义，从而调动广大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是完全正确的。但小平同志看得远，当时就提出“要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裕”。30年过去了，有些地方贫富差距已经不小，需要高度重视。从哲学上讲，“物极必反”，凡事都要有个“度”，平均主义不利于发展，所以要打破“大锅饭”；但收入差距要适度，如果差距拉大，也会破坏生产力，所以要“缩差共富”。

　　薄熙来说，直观来看，共同富裕的过程就是照顾中低收入者，特别是困难群众，我们的“民生十条”、“共富十二条”，都期望改善中低收入人群的生活。“缩差共富”不仅是一个道义问题，也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下一段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经济界经常讲“三驾马车”——投资、出口和消费。目前“投资”和“出口”的力度已经很大，全球领先，进一步增长的空间受到限制。而以消费促发展的潜力巨大，要挖掘这个潜力，“缩差共富”是关键，要大力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从而整体提升社会的消费水平，使“三驾马车”都能铆足劲儿，一起拉动经济的发展。把“消费”这个潜力挖掘出来，又可实现大发展。反之，如果贫富分化，富人有钱没处花，低收入百姓有急用却缺钱花，在这种消费状态中，经济发展自然会大受影响。从历史发展的进程看，已经到了做好共同富裕这篇大文章的时候了。重庆这些年致力于改善民生，百姓从内心满意，全力支持政府的工作，这又进一步推动了经济的增长。

　　重庆正处在快速发展时期，一定要重视缩小基尼系数，同步解决

　　经济日报佘颖问：“不少地方考核干部，注重GDP这个指标，听说重庆加进了基尼系数，这两者之间如何处理？”

　　薄熙来说，基尼系数是衡量贫富差距的重要指标。不少干部对GDP、财政收入、引资等指标比较重视，这是对的，但还不够。现在我们特别加进了“基尼系数”这个考核指标，就是要提醒重庆的干部，不能光讲GDP，还要讲基尼系数，关注社会分配。我们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党的根本宗旨是为人民服务，这就要寻求共同富裕的道路，要在经济考核指标上有所体现。为人民服务不是空话，它是具体的，而“一具体就深刻”，干部就知道该干什么了。重庆正处在快速发展时期，一定要重视缩小基尼系数，同步解决，努力实现综合平衡、协调发展、社会和谐。不能等到经济发展起来、总量做大，基尼系数也过大，再调过头来解决，那时的矛盾会很大，解决起来就难了。

　　如果说重庆的发展有什么特点，没别的，就是老老实实按中央要求，把民生导向的路子走好

　　香港商报记者邓明宇提问说：“对‘重庆模式’，有人总结为政府主导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您怎么看？”

　　薄熙来说，我们从没提过什么“模式”。如果说重庆的发展有什么特点，没别的，就是老老实实按中央要求，把民生导向的路子走好。改善民生是“三个代表”的重要内涵，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三个代表”强调，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就是以人为本。

　　薄熙来说，政府在经济发展中一定要发挥作用，并且是在市场经济的土壤上开展工作。如果把一切交给市场，政府听之任之，富者暴富，穷者自穷，社会就会出问题。政府不仅要对社会的稳定、安全负责，也要对广大社会成员的生活负责。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政府更要有全局意识，能实实在在代表最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

　　重庆人民热爱自己的城市，全市上下团结一心，形成了和谐共进的发展局面

　　光明日报记者王逸吟感叹，重庆市民的精气神推动了大发展，建议提炼“重庆精神”。中央电视台记者赵海燕说：“老百姓把薄书记与黄市长亲切地叫做‘熙奇组合’，请问您有什么感想？”

　　薄熙来说，人民群众很有正义感，市委、市府开展“打黑除恶”、“三项治理”，老百姓一致拥护。而且有激情，唱红歌激情澎湃，做工作埋头苦干。在城市环境综合整治、新农村建设、植树造林等方面，大家都艰苦奋斗，互相支持和帮助。重庆人民热爱自己的城市，凡是对城市有利的事，大家不辞辛苦、全心全意地去干。重庆的干部也很有创意，在日常工作中想出了很多新办法、好办法，做了不少探索。全市上下团结一心，形成了和谐共进的发展局面。

　　薄熙来说，至于我和奇帆市长，常常能想到一块儿，合作得很愉快。市政府很能干，很务实，也很有创意。“五个重庆”、“民生十条”、“共富十二条”、公租房、户籍制度改革、“地票”交易，市委每提出一个想法，市政府都周密安排，细心运作，很有魄力。人大、政协也干了不少实事，不仅依法履职，还创造性地开展了“人大代表在行动”、“800委员助推区县发展”等活动。各部门和区县也都超水平发挥，真是“众人拾柴火焰高”。

　　半月谈记者韩振、第一财经电视记者商洁玲、新华视点编辑室副主任宋振远，还兴致勃勃地就关爱农村留守儿童、微型企业发展、农村改革等问题，与薄书记进行了交流。时间一分一秒过去，直到中午12点多，大家才恋恋不舍地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