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罗湖桥，桥史整百年。这个国家很多富含意味的历史画面，累积在这座桥上。

　　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这儿是意识形态中国的“鼻孔”。偌大的中国除了北部与苏联接壤的关口外，便只有这座与香港相连的小桥，维系着与外部世界的沟通。

　　詹天佑曾站在罗湖桥头。他主持修建的广九铁路接轨联通，脚下的这段铁路桥，正是深港两段铁路对接合龙的交汇处，因背靠罗湖山，故得名罗湖桥。同年，辛亥革命爆发。

　　钱学森曾站在罗湖桥头。他穿着黑色的西服，一手领着6岁的儿子，一手提着一把吉他。那是1955年的春天，美国一家报纸用了特大字号的通栏标题：“火箭专家钱学森今天返回红色中国！”

　　一位不识字的老人曾站在罗湖桥头。举着“红宝书”的边防检查员要求她背诵毛主席语录。在“文革”刚刚爆发的年月，没有人记住她的名字，留下的故事是，老人因“政治不合格”而被轰回对岸的香港。

　　王石曾站在罗湖桥头。这个27岁的年轻人刚从兰州铁道学院毕业不久，在罗湖桥铁路沿线做排水技术员，每天都枕着一本破烂的《大卫·科波菲尔》睡在建筑工地的竹棚里。那是1978年，距离他成为中国市场经济中举足轻重的人物还早得很。

　　……

　　深圳罗湖桥，桥史整百年。这个国家很多富含意味的历史画面，累积在这座桥上。

　　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这儿是意识形态中国的“鼻孔”。偌大的中国除了北部与苏联接壤的关口外，便只有这座与香港相连的小桥，维系着与外部世界的沟通。

　　止  步

　　罗湖桥长不足50米，却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史上埋下了两个意味深长的伏笔。

　　62年前的10月19日，新政权诞生后的第18天，解放军的一支先头部队打到深圳河畔的罗湖桥头，离被港英政府统治的香港仅一桥之隔。

　　对岸的港英当局从东南亚频频调兵。时任香港总督的葛量洪事后回忆，他们当时不断向伦敦咨询，尝试预测“共产党军队抵达边界后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深圳河北岸，两广纵队司令员曾生对率军南下的叶剑英说：“不用动用四野的其他兵团配合，单靠我们两广纵队就足以解放香港。”叶剑英回答：“你也知道这个情况，没有交给我们解放香港的任务啊。”

　　据史，毛泽东曾向叶剑英面授机宜，明确提出南下大军必须止步于罗湖桥以北40公里的樟木头一线。

　　9个月后，在周恩来的亲自批示下，深圳公安检查站(罗湖边防检查站前身)成立，罗湖桥成为新中国唯一的“南大门”。

　　又十几年，“解放香港”的声音再次出现。

　　当时，“文革”之火一度波及香港。罗湖桥南岸，香港的左派人士发起了激烈的反英抗暴运动。罗湖桥北岸，红卫兵小将们涌到桥边声援，并在驶往香港的载货火车尾部绑上稻草人，写上“打倒戴麟趾”(时任香港总督)。每天，罗湖桥头的边检战士都要手拉着手组成人墙，面对小将们的冲击。

　　红卫兵还曾试图抢占开往香港的火车，声称要“冲过罗湖桥，占领香港岛”。据说，当地的一位军代表挡在火车头前，说“你们开过来吧”，他们才就此作罢。

　　周恩来了解到这一情况后，迅速作出批示：“文革”只能到深圳河以北，深圳河以南不可以搞。

　　“其实在建国初期，几位国家领导人曾专门就是否要止步罗湖桥的问题咨询过很多熟悉香港情况的专家。”广东省社科院原院长张磊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最终中央做出了保留香港自由港地位暂不收回的决定，希望这里成为新中国的‘鼻孔’，保留一条通往外部世界的经济、政治、外交通道。”

　　在他看来，如果将两次“止步罗湖桥”的批示连起来解读，不难发现这座小桥在决策层眼中的重要战略地位。

　　根据《香港通志》副主编刘蜀永教授的研究成果，第一次南下大军“止步罗湖桥”后，香港获得了稳定的发展环境，50年代的工业化热潮得以发生；而在第二次红卫兵“止步罗湖桥”的历史节点后，港英当局也开始反思当时的治理策略，并开始在医疗、教育、社会福利、住房等各方面进行社会改革，香港进而完成了70年代的经济、社会发展上的飞跃。

　　“正是因为内地当初刻意为香港保留了一个自由开放的发展环境，才能有改革开放后香港对内地技术、资本、管理等多方面的反哺局面。”张磊说。

　　事实上，俄罗斯前总统叶利钦在对比中国和俄罗斯改革时，曾感慨道：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为什么不如中国稳妥和成功？关键是他们有一个香港作为参照物。

　　过  桥

　　过去，罗湖桥上发生的每一个微小故事都会被外界解读为中国对外政策的缩影。

　　很多边检站老干部仍然记得，1986年的4月1日，戒备森严、铁丝网延绵80公里的“二线”(深圳特区管理线)正式启用，引发外媒种种猜疑。结果中国政府当天就将罗湖桥的关闸时间从晚8点延迟到了晚10点，以延长“一线”开放时间的举动向世界证明：深圳的目标是搞活而不是封闭。

　　某种意义上，罗湖桥是丈量这个国家开放程度的一把标尺。

　　抗战中，在交通上占据特殊地位的罗湖桥数次因飞机轰炸而遭遇断桥之劫。但即使是在那般的兵荒马乱中，来往深港两地的载客火车仍然畅通无阻，车内还设有酒吧区与观景厢，内部采用抛光柚木，配以软垫座椅。每逢春节，车厢便会挤成沙丁鱼罐头，满是探亲旅客。

　　然而在罗湖桥成为新政权的“南大门”后，过桥不再是件随随便便的事情了。

　　建国初期，为防止敌特的渗透，直通的客运火车停运，从内地去往香港的人员开始受到严格限制，往往只有公务人员才能获得去港配额。

　　而港人返乡则必须填写“回乡介绍书”，且在过关时所有的行李都要被拆开分检，并逐一登记在册。当时边检人员上班往往带着螺丝刀，遇到可疑旅客便撬一撬鞋底帮子或箱子的隔层板，查找是否存在密写药粉。

　　由于通关时要人人过筛，等待时间短则几个小时，长则一天。返乡探亲的香港人都偷偷称深圳为“心震”。罗湖桥头逐渐热闹不再，人流最少的时候，一天来往不过50人左右。

　　从1957年开始，受困于贫穷与政治迫害，当时的宝安县出现大规模的逃港潮。

　　在所有的逃港路线中，有重兵把守的罗湖桥本来最难偷渡。即使如此，还是有一些“特别”的过桥故事流传下来：一个港人背着塑料的小孩过桥，尿片、奶粉一应俱全，在登记时蒙混过关，到了内地把塑料娃娃一丢，便带出一个真小孩；另一个胆大者则趁哨兵不备在半夜游过了深圳河，却因把香港的拨号电话当做乡下的摇筒电话使用，始终联系不上在港亲戚，最终被捕。

　　在那段物质匮乏、粮食短缺的时日，如果赶上节日返乡，许多港人会扛着笨重的行李过桥，米上头放面粉，面粉上头放红油，往往还要带上做好的带鱼、鱿鱼、红烧肉。

　　桥头送别时，若是穿着的衣服稍好，便会被内地亲友扒掉留下，赤膊返港。有的人连鞋子都要留在家里，光脚过桥。后来这些都被边检站明令禁止，他们便穿着家里的破衣、拖鞋回去，仍是将稍好的行头留给内地家人。

　　“文革”中，罗湖桥头各处插满红旗，墙壁上悬挂着毛主席照片和诗词。原本为旅客们摆放行李腾出的几十平方米空地，竖起了一座刻有毛主席语录的石碑。

　　那时，来往深港两地的旅客、探亲者、过境农民，都要在过桥的时候背诵毛主席语录。有的人大字不识一个，便被要求回家背熟后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