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近两天修定的一条司法解释，在医疗行业引发关注。

　　12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最新修定的《非法行医罪司法解释》，删除了原“个人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开办医疗机构的”属于非法行医行为的规定。

　　换言之，医师在注册医疗机构外另辟地方行医的，或者执业医师辞职后、离职后、退休后在任一地方行医的，即使没有取得《医疗机构许可证》，也不能再以非法行医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无论是公立医院还是私立医院，医生都是医疗机构的核心竞争力之一，在监管层逐步将医生多点执业推向合法的背景下，此次最高法更新非法行医罪的司法解释，将进一步松绑医生群体。

　　这条消息利好的不仅是医生群体，从患者的角度更意味着医生劳动方式的增加和医疗服务的增量，对整个医疗体系尤其是民营医疗体系而言，意味着更大的商业机会和操作空间。

　　尽管近年来由莆田系引发的公众事件影响着外界对于民营医疗体系的认知，但事实上，在资本大鳄及互联网力量的多方参与下，非公立医疗体系的面貌正在被重新塑造。

　　监管层面不断释放利好，医疗行业的巨大投资前景，以及互联网所带来的新技术，都给非公立医疗体系注入了更多可能性。

　　在公立医疗体系被缓慢改变的同时，非公立医疗体系的发展，对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作用，也将在现实生活中，越来越多的影响到每一个普通人。

　　民营医疗不等于莆田系

　　社会资本办医并非新鲜事，但近两年来，非公立医疗行业呈现了更加迅猛的发展势头。

　　据业内人士介绍，在近两年非公立医疗力量的迅速发展下，莆田系已经不再是民营医院的主流力量。监管层不断释放利好是一大主因。

　　2014年1月9日，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发布《关于加快发展社会办医的若干意见》，要求优先支持社会资本举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加快形成以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为主体、营利性医疗机构为补充的社会办医体系。

　　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又发布了《关于促进社会办医加快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规定各级相关行政部门要按照“非禁即入”原则，全面清理、取消不合理的前置审批事项，整合社会办医疗机构设置、执业许可等审批环节，进一步明确并缩短审批时限，不得新设前置审批事项或提高审批条件，不得限制社会办医疗机构的经营性质，鼓励有条件的地方为申办医疗机构相关手续提供一站式服务。

　　政策的不断松绑，促使非公立医疗机构在过去两年迎来了高速增长。

　　作为早在医疗行业有所布局的先行者，华润医疗、中信医疗、凤凰医疗、北大医疗和复星医药被称为中国医疗投资前五强，而今年开始，行业已经释放出整合升级的信号。

　　今年5月3日，凤凰医疗集团与中信医疗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就其所属目标公司之资产和权益注入凤凰医疗相关事宜签署《项目战略合作及资产注入条款书》。这是凤凰医疗继4月8日与华润医疗并购之后一个月内联姻的第二大中央企业。

　　华润医疗与中信医疗为角逐医疗健康产业投资的两大央企，先后入股凤凰医疗后，华润凤凰医疗集团将运营共109家医疗机构和3家养老机构，其中包括9家三级医院，12家二级医院，34家一级医院和54家社区医疗机构，合计医疗机构实际开放床位数约12480张，为按运营床位数量计算亚洲最大的医院集团。

　　除了华润、中信这类资本大鳄以及北大医疗这类的医联体，风险投资也在积极竞逐这个行业，比如红杉就斥资3亿投资了北京京都儿童医院，并表示接受赔三年。

　　另外药企、保险公司、地产公司等，也都在医疗健康领域有所布局。如信邦制药新建民营医院、阳光人寿投资11.98亿元控股山东潍坊阳光融和医院、万达集团称将投资150亿元在上海、成都、青岛建设三座名为英慈万达国际医院的综合性国际医院等。

　　与以游医起家，靠小本经营、滚动发展逐渐壮大的莆田系不同，非公立医疗的这批玩家资本雄厚，注重长期回报，因此更加重视诊疗水平和品牌口碑，在经营模式与理念上与莆田系差异很大。资本大鳄、药企、险企、地产公司等玩家的加码，将重塑民营医疗行业的面貌。

　　资本普遍看好医疗健康行业的投资前景，但就当下而言，受外界认知、医保、口碑、医疗水平等复杂因素影响，非公立医院要想在短期内实现盈利并非易事。其中，获得目标受众认知及认可仍是一个难题，而对一些互联网公司而言，非公立医疗间存在的这种供需矛盾恰恰意味着新的机会。

　　来自互联网的催化剂

　　今年2月6日，国家卫计委官网发布消息称，北京市卫生计生委组织有关单位共同推出构建公平有序就医秩序、打击“号贩子”的八条措施。其中包括统一号源管理，取消医生个人手工加号条，利用医院信息系统严格加号管理。这轮风波曾导致大批移动医企暂停甚或关闭预约挂号业务。

　　为非公立医疗机构引流，成为部分移动医疗公司在公立医院的变革之路正面壁垒森严的情况下选择的另一条道路。

　　一呼医生创始人马海平第一时间在朋友圈转发了最高法院修改司法解释的相关新闻，对于这位在移动医疗行业奋战了近三年的创业者而言，这条新闻意味着一呼医生今年上半年转型后的模式，在法律层面多了一重保障。

　　一呼医生创始人马海平

　　创立于2014年的一呼医生主营业务为提供诊后咨询和专家预约（即网络挂号）等互联网就医服务。今年年初，包括统一号源管理，取消医生个人手工加号条，利用医院信息系统严格加号管理等监管措施升级，不少移动医企纷纷取消网络挂号业务，公立医院加号通道几被堵死，一呼医生选择转型：将挂号业务的主要战场，转向了非公立医院。

　　马海平认为，比起利用医生在公立医院业余时间，为医生创造一个多点执业、服务增量的空间，为非公立机构带去更好的专家和患者，也为曾经饱受诟病的非公立医疗“正名、正身”，是未来的大趋势。

　　因此，公众是否认可非公立医疗机构，将决定着一呼医生未来前进的步伐有多大。

　　现实情况却并不乐观，今年五月发生的魏则西事件，一度将以莆田系为代表的民营医疗体系推上风口浪尖。这让普通人对部分民营医院的不信任感再次加深，但结合自身对行业的了解，马海平却对民营医疗的发展前景颇为自信，他认为：莆田系本身也在演进，非公立医疗会得到认可，最终公众会得到的是一个首先保障了公众自身利益的民营医疗体系，而一呼医生的努力也是这个方向。

　　马海平介绍，“2014年到现在，两年的时间，私立医院的数量和规模增长速度几乎赶上了过去十年，因为这个行业现在有大规模的资本进入和大规模的升级。”

　　在一呼医生的模式下，医生资源的自由流动、民营医院被公众认可，是其模式能够真正跑通的前提。

　　与百度的医疗竞价排名不同，一呼医生的模式是以专家为核心的预约平台，而百度竞价排名以疾病名称为导向。以疾病名称为导向与以专家为导向，决定了用户能够接受到的服务质量。

　　尽管为民营医疗导流是当前比较明晰的一种商业模式，但互联网撬动医疗健康的方式绝不止于此。事实上，互联网对医疗健康行业的渗透，早已从信息层面拓展至更多链条上。

　　互联网+的局限与想象

　　今年11月24日，腾讯研究院与动脉网蛋壳研究院联合发布了《2016中国互联网医院白皮书》，对国内互联网医院的发展状况进行了全景式的扫描。

　　与民营医院类似，互联网医院是公立医院体系之外的医疗机构，而与传统民营医院不同，互联网医院又具有一些新的特点。

　　所谓互联网医院，是指是互联网在医疗行业的新应用，其包括了以互联网为载体和技术手段的健康教育、医疗信息查询、电子健康档案、疾病风险评估、在线疾病咨询、电子处方、远程会诊、及远程治疗和康复等多种形式的健康医疗服务。

　　据白皮书披露的信息，截止到2016年11月，全国互联网医院大军已经扩充到约36家。其中，已经实现落地运营（已提供PC端或者APP端服务入口）的共有25家，其他11家在2016年已经公开宣布签约在建。

　　白皮书起草人之一、腾讯研究院资深专家张孝荣对媒体表示，“互联网医院是新生事物，发展很快，2016年是爆发期，明年还会更多，目前是发展初级阶段，趋势良好，但问题在于行业标准还没有建立，在资质上缺乏国家性标准，预计这个标准一两年可以出台。”

　　与一呼医生不同，互联网医院与医疗体系的结合往更深、更上游的链条上走。在互联网医院外，往线下走也成为部分移动医疗创业者的选择。

　　面对公立医院系统数据信息化进展艰难的现状，一些在线医疗服务商开办线下诊所，尝试自建体系以曲线路径实现对医疗行业的互联网化改造。

　　今年1月，丁香园在杭州的儿童线下诊所正式开业，并在运营上进行了一些创新尝试，比如诊所的药房由第三方托管，医生开的处方会通过信息系统传输至药房。

　　面对公立医疗资源信息化推进缓慢的现状，在线医疗服务商开线下诊所尝试自建系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这一新模式仍然存在监管、医生资源、患者信任、盈利模式等方面的考验，线下方式能够实现丁香园们的在线医疗梦，有待时间的检验。

　　事实上，另一家尝试开办线下诊所的玩家春雨医生在今年9月已经选择逐步收缩。其线下诊所运营人员已经有部分离职，另一部分分拆到其他业务部门，继续负责线下医疗资源的拓展。

　　无论对资本大鳄还是互联网玩家而言，对非公立医疗的探索少有先例可循。但总体来看，互联网与社会资本共同掘金大健康产业，在公立医疗体系外增加了供给。

　　在民营医院提升效率、降低成本的经营思路，及医生多点执业的合法化的趋势下，优质医疗资源将能更加轻松的流动，有利于提升民营医疗体系的诊疗水平。

　　而这些举措，对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具有更实际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