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地方对辅助用药的监控继续升温。北京之外，云南省涉及122个辅助用药品种的目录在坊间又一次引发关注。

 

　　近一年来，医保控费力度不减，加之国家卫计委控制药物滥用，要求医院药占比必须达标，并且如上海等已强制要求各级医院使用中成药的数量，综合因素促使医院调整用药结构，向辅助用药“开刀”有其合理性。

 

　　系列措施之下，医院终端用药必受影响，部分非治疗性中成药可能成为辅助用药监控政策冲击较大的类别。医保目录内的非基药、非治疗性产品也可能成为被医院采购目录剔除的主要方向。

 

 

　　今年以来，国家层面对医院合理用药的要求已有所强调。国务院办公厅2月下发的《关于完善公立医院药品集中采购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建立处方点评和医师约谈制度，重点跟踪监控辅助用药、医院超常使用的药品，明确医师处方权限。地方主管部门制定有关辅助用药的监控目录有了一定的政策支撑。

 

　　随后，地方主管部门陆续推进落实文件要求。2015年7月，安徽省下发《关于建立重点药品监控目录预警管理制度的通知》，强调建立全省价格高、用量大、非治疗辅助性等重点药品监控目录，对全省各级医疗机构药品采购使用情况进行连续性监测分析，但尚未有明确目录下发；8月，云南下发《关于开展临床合理用药问卷调查的通知》；9月，北京21个辅助用药监控目录流出。

 

　　资料显示，此前国家有关负责人在强调全国合理用药时已提示医疗机构，各医院必须提早起步，做好应对药物政策变革的准备。随后，记者从北上广等地多家大医院了解到，近一年来各大医院已在加强对各科室用药的要求，但并未明确实施如辅助用药监控目录这样的措施。

 

　　国药控股高级顾问干荣富告诉本报记者，安徽、北京、云南三地先后明确要制定相关监控目录，加之国家层面已有文件指导，预计后续仍有地方会制定类似的监控目录。

 

　　丽珠医药集团总裁陶德胜告诉记者，辅助用药并非可有可无的产品，国际上将此类药物称为“支持性用药”。拿肿瘤疾病治疗来说，“化疗药物可以比喻为红花，有关的支持性药物则是绿叶，红花需要绿叶衬，红花可能只有一朵，绿叶可以有很多片，这与数量无关。”陶德胜指出，临床上如果不使用支持性药物，很多患者由于体制因素甚至无法支撑化疗全程，并且很多支持性药物在一些手术中是必需的。“从合理用药、医保控费、医院改革等方面综合考虑，国家对辅助性用药的监控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也有一定必要性，但不能一刀切，通过行政手段进行某些强制限制同样不科学，疾病的治疗和用药仍需将选择权交给医生和医院。”

 

 

　　如果地方跟进制定出台类似监控目录，辅助用药产品可能会受一定冲击，而影响的关键在于目录出台之后医院如何执行。

 

　　依照云南规定，各医院必须对用药金额排名前20位的注射用辅助治疗药品进行专项处方点评，若连续3个月某药均进入排名前20位，且第3个月用药不适宜率仍超过10%，则该药应停止在医院使用，本年度内不得恢复使用。

 

　　显然，如果按此要求，用药金额较大的辅助用药产品将面临较大压力。比如云南和北京目录中均包含的神经节苷脂、前列地尔等在样本医院终端的销量都比较靠前。

 

　　浙江某企业政府事务人士指出，如果现有政策组合有力执行：药占比达30%或以下，医保控费继续，总额预付金额增长不能超过7%，各地的药品采购数量强化控制，比如上海要求三甲医院中成药不超过300种，二甲不超过200种等，很多企业的产品将承压，再好的营销手段也会受到抑制。加之很多中成药产品缺少翔实的数据证明其临床疗效，因此中成药可能是受冲击比较大的类别。

 

　　 “但从医院终端用药金额总量的影响来看，针对辅助用药的监控不会对医院整体用药总金额的增长产生很大影响。”干荣富指出，主要是体现在用药结构层面的变化上，某些产品可能会大范围后退，包括北京、云南目录中几个用药金额比较靠前的品类。而中药注射剂产品、心血管类中药产品的增长已经受到明显的影响，未来预计肿瘤类辅助用药产品也会承受一定压力。

 

　　从目录看，干荣富分析，医保目录内的非基药产品受冲击可能更大，基药目录内产品由于价格相对低廉，且多为医保甲类，考虑的是医保可及性，受到的冲击反而会小。

 

　　陶德胜则指出，目前部分地方的政策会对企业产生一定影响，关键在于产品本身是否有足够扎实的临床研究，以及该产品对相关疾病的效果。“好药无论如何都会取得医生和市场的认可，企业既要重视政策执行，也不要过于担忧政策面的影响，应从市场开发和产品开发力度方面做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