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科医生的缺口是业界共识，究其原因，多年以来，医学院校专业设置、儿科医生待遇等共同导致了这一现状，仔细看来，儿科医生的匮乏或许只是一种表象，背后的卫生经济因素、市场等都是看不见的手。要改善这一局面，医学院校全面恢复儿科专业的同时，采取各种举措，防止现有人才流失也是重要方面。

■ 探因

儿科医生匮乏已是不争的事实，究其原因，除了儿科专业天然的“哑科”等特点外，也是医学院校专业设置、儿科收入低、儿童医疗保障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儿科专业调整 曾一度停止招生

儿科医生的匮乏，除了收入低等客观因素之外，人才培养源头的断裂从根本上影响了儿科医生的后备力量。据介绍，为了拓宽专业面，教育部1998年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的调整中，将儿科专业作为调整专业，于1999年起停止招生。随后，中国儿科医生的摇篮纷纷关闭。人才供应不足又在一定程度上恶化了儿科医生的短缺。近年来，尽管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等一些重点医学院校已重设全日制本科“临床医学儿科专业方向”等相关专业。但一位业内人士指出，“16年的欠账在短期内难以偿还。”

原北京市卫生局局长、儿科专家朱宗涵也曾表示，儿科专业被取消后，新的儿科医生的培养机制迟迟建立不起来，也始终没有培养儿科医生的规划。“全国每年需要多少儿科医生?谁来培养?如何培养?这些重要问题，无人关心。”

辅助检查少、用药量小 医护收入低

儿科医护人员收入低是儿科医生匮乏，乃至很多儿科医生转行的直接因素，究其原因，这是儿科的天然“劣势”：儿科是大门诊、小病房，病人主要集中在门诊，且病种相对单纯，辅助检查少、用药量小;也有媒体指出，儿科收费相对较低，仅按照成人收费相对减少的原则定价;此外，儿科人力成本高。医院若按科室经济收入定绩效，儿科医生、护士的收入通常比其他科室要差得多。相对于大内科、外科等科室，儿科在科研方面也不容易出成果。

社会资本望而却步

在儿科医生匮乏、儿科在医院“不受待见”之外，大型儿童综合医院数量也略显不足，以北京为例，长期以来，虽然人口不断增加，北京儿童医院、首都儿科研究所成为北京市内仅有的两家大型儿童三甲医院。

虽然社会资本办医正热，政策层面也给予鼓励，但即便如此，儿童医院似乎还是社会资本不愿触及的领地，对于创建儿童医院的过程，京都儿童医院院长童奔表示，硬件方面，国内大型儿童综合医院数量确实不多，儿科人才少是业内共识。民营资本创建儿童医院的过程也并不顺利，“社会资本望而却步，不少资方并不愿投资儿童医院，说服资本方成为他在创建医院过程中遇到的一个难题。”医院在医生资源方面，也面临诸多困难，人才和资本并不匹配。

儿科业务绩效低 成医院“包袱”

童奔表示，儿科有着天然的卫生经济劣势，在三甲医院萎缩也有十多年历史，因为收入低，同等工作量的儿科医生绩效低于其他科室，成为医院院长的“包袱”，部分儿科医生开始转行。

儿科医生缺口只是一个表象，究其背后原因，市场因素也起了部分作用，儿科医生收入低与用药量少不无关系，在我国3500多种药物制剂品种中，专供儿童用药仅有60余种，不足2%，一些独特的儿童急救药更是少之又少，儿童药剂型少，规格少，说明书不符合规范等问题长期存在，受成人药品定价水平的影响，儿童用药剂量小，部分企业也不愿生产儿童用药。从卫生经济角度考虑，市场的作用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儿科的收入。

在儿童用药品研发、流通、使用、定价、招标等方面，少有优惠政策。据悉，研发儿童用药，要比成人药付出更高的成本，在很多地区，儿童用药的特殊性根本不在考虑范围之内，儿童用药利润过低。

童奔认为，儿童医疗保险体系应该是高水平广覆盖，儿科医生的价值应该在医院的分配政策中得到体现。

■ 破局

全面恢复儿科+留住现有人才

“在目前的市场经济下，儿科是难以‘自负盈亏’的，政府应该有政策倾斜。”广东省卫生计生委巡视员廖新波曾在其博客上建议，各地政府要积极发展儿科事业，不仅专科医院需要发展，社区的基本医疗也应该有儿科专业。“特别要注意和研究儿科工作者的现状，目前儿科医生越来越少，他们压力大的同时没有荣誉感。”

郝彤认为，从长期行为来看，医学院校全面恢复儿科系是当务之急，应该有倾向、重点地培养儿科医生。除了培养，留住现有的儿科医生是另一种方法。现在每年仍有不同比例的儿科医生流失，“要有能让儿科医生留下来的理由，毕竟20万左右缺口的儿科医生培养需要时间，一位儿科医生的培养没有十年的时间，是不敢让他单独出门诊的。”

廖新波也表示，《通知》“焦急”之心用意是很好，但结果是很差的。他建议，从招生就开始“计划”未来需求量，各专业根据社会的需求设定年度需求量向社会招聘，儿科、急诊甚至所有专业单列考试，让考生试前选择。一来避免歧视，二来考生可以根据供需与爱好来选择。如果考完再选择，无人报考的专业以降分的方式来“处理”冷门专业，必定会使冷门专业雪上加霜。二是通过提高短线专业的最低工资或服务价格来吸引医生的扩充。尤其急诊与儿科，他们“创收”能力不如其他专业，他们更多的是用时间和技能对待患者。

在童奔看来，解决这一问题，单一政策恐怕很难奏效。应该有系统考虑，“举个例子，是不是可以考虑给儿童用药生产厂商减免税收，我国目前仍缺乏儿童独有的药品剂型，不少药物，儿童仍然掰开服用……”

朱宗涵也曾建议，儿童医保应该跟成人医保分开核算。因为儿童医疗的费用总体上要低于成人的医疗费用，在一起核算有可能降低了儿童医疗报销的比例，儿童就吃亏了。

这些年，为留住儿科人才，增加儿科人才培养，卫生部门也出台了一系列政策：

2012年，原北京市卫生局表示，将着重在人才引进上支持儿科发展，延迟市属医院儿科医生的退休年限，将“非硕士不招”的门槛放低，对有意进京的儿科人才，将尽力解决其在京户口。新招的有志于从事儿科专业的毕业生，可优先安排进入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2014年6月，国家卫计委联合国家发改委等五部委印发《关于保障儿童用药的若干意见》，对研发、生产、定价等很多方面给予政策扶持。定价方面，儿童专用剂型可单列代表品，不受成人药品定价水平影响;按规定及时将儿童适宜剂型、规格纳入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在研发上，明确提出要加快儿童药的申报审评，鼓励儿童药研发，并建立鼓励研发的儿童药品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