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医改

医务人员不幸福医改难成功

记者：新医改第一轮已经结束，您有何评价？

黄洁夫：医改是今年两会的热点，很多问题涉及深层次问题，不是三言两语讲得清楚，我会在听完温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后做系统发言。我注意到，不久前有个医生在网上十问卫生部长，里边包括异地就医如何实时结算、医生人身安全、医疗救助等诸多问题，我都将逐一回答。

记者：医改三年，医生们的幸福指数并不高，对此您怎么看？

黄洁夫：我从医近50年了，将从医生的角度回答这位年轻医生的问题。如果医改中不能充分发挥医务人员的作用，那医改是不会成功的。“十问部长”比较悲观，我觉得提的问题很尖锐，很多问题很有启发性，需要正视和回答。十个问题是连在一起的，涉及医疗改革的整体，需要全面回答。

记者：您是怎么看到“十问”的？黄洁夫：不知道谁发到我手机上的，当时百感交集。我觉得医改已经进行那么长时间了，如果医务人员还是这样的心态，医改是很难成功的。医务人员是医改主力军，医改政策的每一步落实都应让他们感到欢欣鼓舞，这样的医改才能成功。医生不满意，老百姓就很难满意。

记者：有医院院长建议应该将医生分为科研型人才和临床型人才，卫生部是否有这方面考虑？

黄洁夫：有的医院院长说有些医生是临床型人才，但缺少科研论文，所以晋升上有问题，因此应该区别对待，但作为医生来说，不管是哪方面人才，其天职是治病救人，如果生硬地分为科研型和临床型，这个在操作上可以，但从医学文明上来说不妥。

黄洁夫：器官捐献弊在管理体制

昨天上午，全国政协委员、卫生部副部长、著名肝胆外科专家黄洁夫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我国的器官捐献体系预计将在两年左右的时间内初步建立。届时，器官移植将以捐献器官为主要来源，今年两会结束后，器官捐献志愿者的培训工作即将展开。

黄洁夫表示，中国的器官捐献进展缓慢不是因为中国人的文化传统，而是落后的行政管理体制。

原来总说中国器官捐献的障碍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弃之不孝”这样一种理念，其实孔夫子的意思并不是说“弃之不孝”，而是提倡“用之大孝”，用它去救人，就是大孝。

如果（烟草院士）这个事情影响到国家声誉，引起过多纠纷的话，我建议他不要这个院士头衔。

器官移植

器官移植事业面临生死大考

记者：我国器官移植现状如何？黄洁夫：随着我国社会的进步，死刑判决逐年减少，司法部门目前采取少用慎用死刑的原则。如果不能建立一个公民器官捐献体系，我国器官移植事业将成“无源之水”。应该说，我国器官移植事业现在已经到了一个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器官移植事业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破除对死囚器官的依赖。

记者：目前已有部分地区先行试点器官捐献，到现在为止一共有多少例？您的“器官移植梦”何时能实现？

黄洁夫：全国公民自愿捐献器官的工作已经全面铺开，现阶段全国每天以两例的捐赠速度在增长，这个试点刚刚推开，还是个“新生儿”，需要有一个成长的过程，不要马上问他有多重，因此现在说一共捐了多少例是没有意义的。我相信这个几代人的梦，阳光的、符合伦理的器官来源的梦很快就会实现。

记者：您预计这个梦的初步实现需要多少年？

黄洁夫：乐观地估计，从现在全面铺开算起，两年后的今天，大家会看到一个阳光的、公开的、公正的为百姓服务的器官捐献体系就可建好。我们最近在医学院校做了一个不记名的随机抽样调查，7%的青年学生愿意死后捐献器官。我们的器官捐献进展缓慢不是因为中国人的文化传统，而是落后的行政管理体制。中国的传统文化一点不落后，孔夫子的学说并非限制器官捐献，原来总说中国器官捐献的障碍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弃之不孝”这样一种理念，其实孔夫子的意思并不是说“弃之不孝”，而是提倡“用之大孝”，用它去救人，就是大孝。孔夫子如果还在，肯定支持我。

陈竺部长带头表态愿捐器官

记者：目前有意捐献器官者是不是以大学生等知识阶层的人为主？

黄洁夫：不单是学生，很多农民工、打工者都愿意捐赠。我觉得最普通的老百姓恰恰是最积极响应的。当然很多领导干部也是赞同的，并且身体力行，比如卫生部长陈竺和中国红十字会会长华建敏都表态，要填写器官志愿捐献书，我自己也早就填过了，小平同志也捐献了角膜，很多领导干部都有此意愿。

记者：在器官获取和分配体系中，红十字会和卫生部将如何合作？

黄洁夫：国务院文件明确了红十字会在器官捐献与获取中的作用，并批准成立了“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通过试点工作，我们已开始建立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COTRS），该系统包括下列四个部分：受者管理系统、等待器官列表管理系统、捐献者管理系统、器官分配/匹配系统。这些系统合并成一个安全可靠的计算机网络，使公众可以看见和感受到医生和执法部门从道德和法律上是公正的、透明的，从而增加公信力和执法力度。

记者：请具体介绍一下合作方式？黄洁夫：我们会根据器官移植工作的具体环节来设置机构职能，上游的器官捐献由红十字会负责，下游从事移植的医院的监管由卫生行政部门负责，中游的器官获取和分配则由红十字会和卫生行政部门一起负责。卫生部与地方卫生厅局认定的164家有移植资质的医院将在器官捐献、获取与移植医疗服务中发挥重要作用，同时要建立相应的岗位，如医院伦理委员会与器官捐献协调员（Coordinator）等，保证捐献、获取工作合法顺利进行。

记者：是否会要求军队医院也加入这个系统？

黄洁夫：军队医院也是人民医院，军队、武警医院都支持这事儿。

关于控烟

建议“烟草院士”主动撤头衔

记者：去年底中国工程院表示，院士评选不再考虑烟草研究人士，作为中国控烟协会会长，您对此怎么看？

黄洁夫：我从来不谴责吸烟者，对“烟草院士”也从没谴责过，我觉得他可能是个好科学家，但他的研究和我国烟草控制战略形成矛盾。我是所有官员中间最软性的了，但如果这个事情影响到国家声誉，引起过多纠纷的话，我建议他不要这个院士头衔。

记者：您是建议他自己申请撤销院士头衔？

黄洁夫：对，建议他自己申请撤销。大家不要谴责他，我不认识他，但至少他的外文水平还是不错的。媒体呼吁中国工程院取消他的院士头衔也很难，大家不要针对他一个人。

记者：有人建议控烟要从两会代表、委员做起，您怎么看？

黄洁夫：就我国目前社会经济发展阶段而言，我们说控烟，是应该让不吸烟的人享有不受二手烟危害的权利，而不是强力地让吸烟者戒烟。我国经济发展起来后，不要成为全世界烟民最多的国家。现阶段不要过多干涉吸烟者戒烟的问题，毕竟吸烟不是吸毒，吸烟有很多原因，比如工作压力大。我估计，那位含泪“十问”卫生部长的年轻医生肯定吸烟，人们的很多不良生活习惯都和压力太大有关。我不反对吸烟，但我反对在公共场合吸烟。

记者：您的减压方式是什么呢？黄洁夫：我喜欢运动，喜欢打网球，每周打三次。我是外科医生，每星期做手术，不打网球就游泳，我喜欢音乐，喜欢唱歌、下棋。我的很多学生说，如果能学到黄老师的生活方式就好了，但这需要毅力，需要从小培养。我要感谢我的教育体系，我今年67岁了，以前的教育体系虽然有弊病，但还是很健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