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2月12日，“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单墙”延长工程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墓地广场正式开工。文宝 摄

2012年12月6日，南京大屠杀75周年纪念前夕，《南京大屠杀全史》在北京首发。该书大量引用日方和第三方史料，是中国迄今对南京大屠杀历史最完整的原创性研究著作。作为重要课题的大屠杀遇难者名单调查领域，新增的一千多个名字有赖于多年来各方对大屠杀幸存者记忆的追寻。自1980年代起，南京即发动全民参与此项活动，被发现的幸存者们通过回忆，为部分遇难者建立了名单。到21世纪初，学界与民间人士还在市郊自发进行小规模田野调查。每一个遇难者的名字后面都是一场追问。不管是对史料穷尽努力的整理，还是对幸存者记忆的挖掘，研究者们想要做的是面对历史的精确。

每一次长度的延伸，都是遇难者重回历史的证明。

1995年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内，初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墙，又名“哭墙”。最初长43米，刻有遇难者姓名3000个。2007年，增加至8244个。2011年，延伸至69米，姓名10311个。

2012年，还有一千多人的姓名在做上墙前的核实。

遇难者名字的搜集是对遥远记忆的一次次打捞。

在这场打捞中，教数学的教授费仲兴，用几年的时间令834个人的遇难者姓名重见天日。学者努力地用苛刻的史料查找来核实遇难者的名字。有人依靠幸存者的回忆来刻画遇难者的故事。

有了这份名单，30万不再是个抽象的数字，它由具体而微的人来组成。

难以完成的任务

南京的学者介绍，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单的调查，比纳粹大屠杀犹太名单调查更复杂

遇难者的名字背后是一个个曾经存在的鲜活的人。

几十年后，想把每个遇难者都复原是一个无法完成的任务。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张生表示，对遇难者名单的调查“不能被日本右翼牵着鼻子走”。对统计遇难者相当重要的当时南京地区基础户籍信息，“当时中国的户籍制度严重不健全，遇难者全部制作名单是不可能的”。

据了解，日本广岛原子弹爆炸死难者和平纪念馆，报的直接遇难者人数是14万人，但实际也只征集到1.6万的遇难者名单。

30万，这个数字刻在了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墙上。

南京大学民国史研究中心主任、《南京大屠杀全史》主编张宪文说，这来自于战后南京审判、东京审判的判决书，判决书中“30万人”的来源，是“法庭调查与当事人当庭作证证词，以及战后各方调查的综合”。

对遇难者名单的调查，更多的是寻找一个一个的故事。30万是一个大的数字。在这个数字里，能找到的故事和名字“才更具体和生动的构成了历史”，南师大张连红说。

学者王卫星曾经表示，统计确切的名单不可能做到。鉴于当时处于战争年代，人口统计体系不完善，人口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有的人逃难离开南京城，有的人逃难进入南京城”。不光是遇难者名单，有时候微观层面的具体人数的确切，也很难做到。

“比如幕府山大屠杀，中方统计的遇难人数大概在五万人，日方统计的人数约为两万多人。”王卫星说，“由于史料的不完善或者缺失，这些可能是永远的谜。”

学者孙宅巍研究埋尸，经过多年努力从原有的4家慈善机构埋尸18.5万具，扩展到了8家共埋尸19.4万具。

他曾经感叹过，“搜集数目都如此困难，何况具体名字”。

很多历史资料无处可寻。

据《瞭望》杂志2009年报道，南京保卫战有9万多国军阵亡将士，大部分是被日军俘虏杀戮的。有南京市方面找到台湾军史馆，民进党执政时，对此置之不理；到国民党上台时，告知这些档案自1949年用麻袋运到台湾，至今还没解封。

南京学界专家介绍，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单的调查，比纳粹大屠杀犹太名单调查更复杂。

中国经历了8年的抗日战争，侵华日军、汪伪政权不会主动做强调自己战争罪行的事；之后，国共陷入内战，没有人做这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长期以来中国现代史“等同于中共革命史”，再加之政治运动，南京大屠杀险些被遗忘；台湾方面，退守宝岛的国民党羞于提及此屈辱一页。

张宪文说，南京大屠杀史研究的兴衰，与历年来的中日关系走向戚戚相关：“我们已经错过了南京大屠杀史的最佳研究时机。”

孙宅巍介绍，直到1983年，因日本修改历史教科书，将“南京大屠杀”改为“占领南京”，这才引发了当时执行中日友好政策避谈“南京大屠杀”的中国政府强烈反弹，致相关研究全面升温。

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曾对媒体说，由于年代久远、战乱等多重原因，南京大屠杀遇难名单的搜集整理工作较为困难。

他介绍，目前搜集到的1万多个遇难者名单，主要来自战后初期南京市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南京大屠杀案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的调查，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各时期的幸存者口述证言、各种史料及遇难者家属所提供。

自行车驮回的名单

在汤山地区834人的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单，有一多半是费仲兴用自行车驮回来的

幸存者的回忆是可以触摸的历史。也成为遇难者名单一个重要的增量。

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张生介绍，1980年代，南京市政府曾因日本修改历史教科书事件后，发动全市力量，找到大量当年的幸存者、遇难者家属进行口述回忆。

张生说，“那次调查很细致”，南京市区内能搜索到的幸存者绝大部分都找到了，现在估计只有零星的幸存者没登记到。

“田野调查是另外一条路”，张生说，通过在大南京地区寻访南京大屠杀期间的幸存者，来获得更多的遇难者名单。

国内学界，关于南京大屠杀发生时间、地点，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论强调，南京大屠杀应从日军开始攻打南京算起，对包含南京城及市郊的非战斗人员的屠杀，在集中屠杀后还有零星屠杀，时间持续接近半年。

费仲兴寻用田野调查的方式为遇难者名单增添了834人。

退休前，费仲兴是南京炮兵学院的数学老师。该校坐落于南京汤山，是南京东大门。2001年，他从汤山地区的老人口中了解了南京大屠杀的日军暴行。此前，他一直以为大屠杀发生在城内及长江南岸。

他说，“南京陷落后，他们在城东扫荡时进行的疯狂屠杀，其延续时间又比城内长得多。这些暴行显然是南京大屠杀的一部分”。

2004年，费仲兴正式退休，有了充足时间。从南师大申请了专项基金资助后，费仲兴开始蹬着他那辆400块钱买来的“二八”永久牌自行车，开始了他为期3年，对汤山地区3个镇，90多个自然村的漫漫走访。

“只要天气好、路好就出门，也不分季节”，费仲兴说。

汤山地区834人的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单，有一多半是费仲兴用自行车驮回来的；另一半，是电动车，“我老了，骑不动了，2006年改骑电动车”，费仲兴说。

和他差不多时间开始田野调查的还有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南京理工大学、南京农业大学、河海大学的大学生志愿者。中国青年报记者戴袁支、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史料陈列馆吴先斌等民间人士也参与其中。

费仲兴说：“田野调查是个体力活儿，需要很好的身体。我当年也是只能做到半天访谈，半天整理记录。”

十余次的常态

同一个幸存者，费仲兴说通常他都会起码找3次，有的不下10次

在费仲兴印象中，最艰难的一次调查是在庞家边村一起为时3年的寻访。

1937年12月9日，年仅15岁的刘素珍亲眼见证侵华日军“用指挥刀砍头，像削梨一样杀人”。被杀的是13个黄梅桥来的难民，她不知道那些人的名字。

“她的回忆中有大量细节，但是当时我的访问者中只有她一个人看到了，不像其他事件那样能多人独立叙述，相互印证”，费仲兴说。

这事成了费仲兴的心病。

在庞家边遇难的13人是黄梅桥哪个村的呢？

直到3年后的2007年9月他才从句容无意中听到一个线索，锁定了遇难者们出自下涧西村。

从该村的幸存者口中，费仲兴听到的故事印证了刘素珍的说法。他还得知了其中8人的姓名。

费仲兴介绍，幸存者们清楚屠杀的过程，而不知道遇难者姓名的情况很普遍，往往需要两个独立的信源互相印证、补充。

“知道姓名的遇难者，与不知道姓名的遇难者，初略估计是一比一。也就是说，汤山地区遇难者总数估计在1500-2000人之间。”

就同一个幸存者，只要是有价值的访谈对象，费仲兴说，通常他都会起码找3次，首次是熟悉、访问，第二次为老人拍照，第三次将整理好的材料读给老人听，让他们指出哪些地方不符合当时的情况。

在3年多调查时间里，费仲兴总共访问了350多名当地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

“有的老人找了不下10来次”，费仲兴说。

这种状态，在南大张生、南师大张连红对田野调查的讲述中有出现，拜访同一个幸存者10余次“是一种常态”。

并非每次采访都顺利。南大的教授张生曾遭遇过幸存者的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反应。

“当时老太太正在择蔬菜，一听我们过来是冲着当年的事做口述来的，手中的菜一下就掉在地下了，情绪也开始不受控制”，张生说。

结合研究南京大屠杀的作家张纯如自杀、见证者魏特琳崩溃等案例，张生后来专门写了一篇论文《南京大屠杀受害者PTSD初步研究》。

即便学者也很难完全对伤痛免疫。

前后接触过200余名幸存者并制作遇难者名单的张连红，主动要求不要谈及调查内容的细节，“到后来，我们和幸存者见面，我只关心他的生活状态，完全不谈大屠杀。”

严谨的史料

“史料研究要求严谨细致”，在研究中，孙宅巍曾发现过史料的错误。为一位遇难者纠正了名字

与幸存者的回忆不同，史料需要的是更精准的研究和搜寻。

遇难者名单有关的史料散落在自南京大屠杀发生以来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甚至在国外文献中也时常能有所发现。

这对史料搜集者的专业能力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

在过去的10年，姜良芹的主要研究工作，是为南京大屠杀遇难者整理名录，设计身份卡片。

这位南京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花费了大量精力查阅南京档案馆、中国第二档案馆等国内多所历史档案馆，并多次前往台北国史馆等地搜集史料，核实遇难者姓名、身份，记载遇难经历。

10年间，她共制作14961张卡片，她说，其中确认身份的为13000多人。作为《南京大屠杀全史》的编者之一，她的研究成果被该书收入其中，并成为制作“哭墙”名单的参考。

“当年国民政府在战后展开的调查，对幸存者、遇难者、见证者都有涉及，人数也并不少。但他们的主要目的是为东京大审判、南京大审判取证，并非是大面积普查”，去年12月19日晚，姜良芹说。

她表示，民国时期进行的这次大规模调查产生的史料，后来成为了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名单来源的主体。

孙宅巍，今年72岁，他30年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中，致力于编写遇难者辞条，包括姓名，在何时何地因何原因遇难，至今已有1500余条。

“史料研究要求严谨细致”，在研究中，孙宅巍曾发现过史料的错误。

孙宅巍举例说，发生在下关电厂的屠杀，根据当年国民政府的记录，曾有“许江生等45名工人被屠杀”。

他亲自走访了下关电厂，发现在当地的遇难者纪念碑上竟没有此人的名字。

通过对比早先一块纪念碑的照片和文字记载，以孙宅巍确认，虽然45人的遇难者数字是真实的，但“许江生”并不存在，而是当时调查者对遇难者“徐京生”的误读。

他为一个遇难者纠正了名字。

尾声

经过75年后，目前幸存者的死亡率非常高，“今年见过，来年就去世的情况很常见”

讲述庞家边惨案的刘素珍，已经辞世

有研究者对新京报记者称，1990年代还有2000多名幸存者在世，至今只余约200名。

南师大张连红表示缺乏类似数据统计，“幸存者确实越来越少，口述史的研究也越来越难做。”

“通过幸存者寻找遇难者名单这项工作，现在已经走到了历史规律的尾声”，费仲兴说。

南大张生赞同这一观点称，经过75年后，目前幸存者的死亡率非常高，“今年见过，来年就去世的情况很常见”。

强化投入是否能够找到更多遇难者名单？去年12月25日，纪念馆研究员刘燕军表示，“努力也不一定能成正效应，有就有，没有就没有”。

“我们没有放弃”，2010年，无锡发现一名南京大屠杀期间在拉贝家中避难的幸存者，当时拉贝离开南京时每个在拉贝家中的人都有签名对其表示感谢，此人就在签名中。“我们听说这个消息后，立马赶了过去”，张生说。

犹太大屠杀幸存者、1986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埃力·维塞尔曾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名字，每个名字背后都有故事，这些故事构成历史。”

犹太人自战后一直在从事庞大的对遇难者名单的搜集、核实工程。2004年11月，“犹太大屠杀遇难者姓名中央数据库”建成。全世界的人，都可通过互联网在数据库查询到300万左右死于纳粹屠杀的遇难者姓名，和出生地、职业、配偶、遇难地点，甚至遇难者“名字背后的故事”。

在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内，建造了12米高的一堵遇难者档案墙，墙上1万多名遇难者的档案袋里，是数十年来整理的遇难者姓名、身份、遇难信息、见证人证言等详细信息。

2012年，还有一千多人的遇难者名单在核实中，“哭墙”的空白在为他们留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