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被害人亲属眼中，此案是又一起“李昌奎案”：第一被告人是刑满释放人员，在抢劫过程中杀人，然后焚尸灭迹。虽然法院判决被告人承担巨额民事赔偿责任，但被告人无赔偿能力，被害人家庭未获得一分钱赔偿。

　　人没了，又没获得任何赔偿，被害人亲属因此对改判充满愤怒。“李昌奎案”再审后，被害人亲属看到了希望，因为该案由广东法院判决，他们在上访中将该案贴上了“广东版李昌奎案”的标签，想讨个说法。

　　受害人被刺死后又被焚尸

　　个头不高的湖北监利县人周来凤来北京做家政服务已经5个月了。几年前的一天，当她哥哥周飞龙的手机拨不通时，她没想到这竟会改变一个家族的命运。

　　2008年10月22日，周来凤的弟弟周飞虎患了重病，去深圳投奔哥哥周飞龙。2008年到深圳打工的周飞龙，花了两万多元买了一辆小面包车，帮别人拉货挣钱。那天早上，周来凤给周飞龙发短信，问弟弟的病情，两人有来有往，但哥哥突然就没回短信了。周飞龙回的最后一条短信仍然保存在周来凤的手机里，时间是9时38分。

　　“我有不好的预感，于是就打他电话，但没人接。”周来凤说，一直到11时许，电话才打通，那边是一个陌生的声音，对方很不耐烦地说，你哥哥在高速路上，不方便接电话。周来凤要求由哥哥接电话，但电话突然被挂断了。

　　周来凤赶紧与嫂子龚丽梅取得联系，龚也在深圳打工，她与几个老乡迅速到派出所报警。即使心里作了最坏的打算，他们也没料到就在他们报警的时候，周飞龙已经被刺死了。

　　2008年10月23日凌晨，有人开车经过深圳龙马新村，看到路边的水沟里有东西在燃烧，从火光中隐约可看到是一只人的脚，于是马上报警。家属很快得知，遭遇这一惨剧的正是周飞龙。

　　周来凤说，惨状令她永生难忘：“我们去认尸的时候根本就不敢确认那是我哥的尸体，因为已经被烧得面目全非，就只剩下皮鞋商标和皮带卡子的牌子，全身无一处能辨认。”

　　案件很快得以侦破，周飞龙是被湖北人唐海燕和徐仁阶杀害的。警方查明，第一被告人唐海燕，生于1974年，是刑满释放人员。早在1994年，唐海燕就因犯流氓罪、抢夺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2003年才刑满释放。

　　另一被告人徐仁阶生于1961年，无业。

　　2008年10月8日，唐海燕和徐仁阶已实施过一起抢劫，抢得一辆捷达车和一部手机。他们强行让受害人吞服安眠药，然后将其扔在深圳龙山墓园附近的草丛中。

　　其后，两人又预谋抢劫面包车获利。10月22日9时许，徐仁阶到龙华影院，说要拉货，找到了正在这里等活的周飞龙。上车后，按照计划，徐仁阶给唐海燕打了个电话。车到龙华街道玉翠新村后，唐海燕上来，坐在副驾驶位子上。

　　两人很快实施了抢劫：徐仁阶从后面勒住周飞龙的脖子往后拖，唐海燕在前面帮忙。拖到后排后，两人把周捆了起来，然后唐海燕开车，徐仁阶搜周飞龙身上的东西，结果搜出一张银行卡，他们要求周飞龙说出密码，周飞龙不停挣扎。唐海燕拿出事先买好的水果刀捅到周飞龙的脖子里，周飞龙因左右颈总动脉断裂致失血性休克死亡。

　　当晚，两人将周飞龙抛尸龙马新村附近的水沟。23日凌晨，唐海燕回到抛尸地点，把带来的两瓶汽油浇在尸体上，然后点火焚尸。

　　此案一星期内即得以侦破，2008年10月28日，唐海燕和徐仁阶被抓获。30日，两人被刑事拘留。

　　中院判处死刑，省高院改为死缓

　　对于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家属没有异议。

　　2009年9月22日，深圳中院出具一审判决书。

　　深圳中院认为，被告人唐海燕、徐仁阶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结伙两次以暴力手段劫取他人财物，致一人死亡，其行为构成抢劫罪。两被告人经事先预谋、分工负责，事中均积极实施对被害人的抢劫行为，起主要作用，均为主犯，应按照全部犯罪处罚。

　　在庭审中，辩护人称，唐海燕在归案后向侦查机关提供了同案人徐仁阶的联系电话和大概的住址，有重大立功表现。

　　但深圳中院的判决书显示，这一辩护意见未被采纳，“唐海燕作为本案主犯，有义务如实供述其所知的同案人的基本情况、犯罪事实，包括同案人徐仁阶作案时的联系方式、住址。故唐海燕向侦查机关提供的徐仁阶的联系电话、住址，属如实供述的范围，不是协助公安机关抓获同案犯的立功行为。”

　　这一点，是深圳中院与后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判罚时所出现的最大分歧。

　　深圳中院认为，唐海燕在抢劫中，用水果刀捅进被害人颈部，直接导致被害人死亡，其后又提议并亲自焚尸灭迹，其行为充分表明其主观恶性极深和对他人生命的漠视，应依法严惩，其虽归案后如实供述其犯罪行为，不足以从轻处罚，因此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徐仁阶则被判处无期徒刑。

　　对于周飞龙亲属附带民事诉讼的诉求，法院判处唐海燕、徐仁阶赔偿原告人民币82万余元。

　　一审判决后，被告人及受害人家属均不服，提出上诉。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0年6月10日在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

　　广东省高院2010年11月5日出具的二审判决书显示，广东省人民检察院的出庭意见是：一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定性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建议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然而，二审判决采纳了一审判决中未被采纳的辩护意见，广东省高院的判决书认为，“上诉人唐海燕在两次作案时，提起犯意，分工抢劫，并准备作案工具，持刀捅刺被害人，致人死亡，且在致人死亡后抛尸、焚尸……其罪行极其严重，本应依法严惩，鉴于其归案后，带公安人员指认同案人的住址，有协助抓获同案人的重大立功表现。故对其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

　　省高院由此撤销了深圳中院对唐海燕的量刑部分的判决，改为判处其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对于原告提出的提高赔偿金额的民事诉求，省高院判决认为无法无据，不予采纳。

　　我要为哥哥讨个说法

　　周来凤说，广东省高院的二审判决，没有通知受害者家属出庭，判决书也是邮政部门送达的，家属对此极其不满。

　　周来凤说，广东省高院在未通知受害者家属的情形下开庭，并在受害者家属未得到一分钱赔偿的情况下改判唐海燕死缓，“改判欠公平、公正、公开，我们不服！”

　　周飞龙是这个农村家庭的顶梁柱，他被害后，留下一双年幼儿女，当时女儿10岁、儿子5岁，需要赡养的父母也已年过五旬。他出事后，妻子龚丽梅改嫁，由于改嫁后新家庭有3个小孩，龚丽梅并无余力抚养留下的两个小孩，这个家庭因此陷入了极大的困境中。

　　周来凤说，侄女已经初三了，哥哥周飞龙生前的愿望，就是要让子女多读书，跳出“农门”，但现在，学完义务教育阶段后，侄女很有可能因交不起高中学费而辍学。

　　这个家庭经反复争取后，获得了广东省高院申报下来的5万元司法救济款。但周来凤说，这点钱，根本没法安慰这个痛苦的家庭。

　　虽然已经嫁出去了，周来凤却成了这个家庭最执著的上访者，她来到北京，一边做家政服务养活自己，一边坚持不懈地“伸冤”。

　　她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她的诉求很简单：“要么就是杀人偿命，要么就是给钱。不论如何，我都要为哥哥讨个说法。为了他的孩子，我不能放弃。如果就这样放弃了，我会遗憾一辈子的。”

　　法院改判依据是否成立

　　记者与广东省高院负责审理该案的法官林葵生取得了联系，他拒绝就此案置评。

　　广东省高院一位对此案有所了解的法官也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其不愿对此案表达具体意见，但表示，对于此类案件，确实可能会出现不同的法官判决结果会不一致的情况。

　　该法官表示，虽然现在强调“少杀慎杀”，“但情节特别恶劣，罪行特别严重，我个人觉得罪不可赦的，我不会找理由，会判死刑”。

　　这位法官说，对于被告人是否立功，如果存在异议，主审法官应当找公安机关认真核查相关细节，经办的警察也肯定会知道真实情况，有时候，深挖一下，认真核查一下，可能就是另外一番天地。“作为一个法官千万不能马虎”，犯罪嫌疑人交代的东西，要看细致，不能为了少杀慎杀，表面上看有利于被告人的情节就采纳了，这实际上是失责。“作为一个法官，马马虎虎是不可原谅的”。

　　在记者采访中，有人认为，广东省高院判罚不正确，因为根据最高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第五条规定：“犯罪分子提供同案犯姓名、住址、体貌特征等基本情况，或者提供犯罪前、犯罪中掌握、使用的同案犯联络方式、藏匿地址，司法机关据此抓捕同案犯的，不能认定为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同案犯。”

　　在唐海燕案中，深圳市中院就认为，唐海燕在归案后，提供的同案人徐仁阶的电话为徐案发前后一直使用的，提供的住址也是徐的经常居住地点，而非事后专门的藏匿地点，因此，对辩护人认为的重大立功表现辩护意见没有采纳。

　　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教授顾永忠则指出，《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颁发于2010年12月22日，而广东省高院的判决是在2010年10月5日，因此，广东省高院只能适用颁布于1998年4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该解释第五条规定：应当认定为有立功表现的情形中包括“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包括同案犯)”等。“在新规定出来之前判处，援引当时有效的司法解释应该没有什么问题。”顾永忠说。

　　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劳东燕也认为，犯罪分子协助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能有效减少司法机关的工作量，节约执法资源，因此，可依法从轻、减轻处罚。

　　对于原告未被通知开庭的问题，上述广东省高院接受记者采访的法官说，原告没有上诉，就不会通知他们。但是，有时候，作为原告上诉人，尽管没有上诉，法院为了化解矛盾，原告提前提出要求了，一般也会通知他们出庭。

　　此案中，被害人家属提起了上诉。阅看了此案两份判决书的顾永忠表示，该案中，被告人家属在民事案件中提起了上诉，二审法院不通知家属参加二审活动，“如果事实确实存在，应该属于程序违法”。

　　顾永忠说，周飞龙的家属在此案的刑事部分是被害人，法院也应当通知家属，“参与不参与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他们有权参与，但可以不参与，不能不通知他们”。

(原标题：一起死刑改判死缓引发的争议)

　　专家态度

　　少杀慎杀应与司法救济并进

　　自李昌奎案激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后，社会上出现了一股“改判死缓翻案风”，云南昆明、安徽宿州、广东揭阳、河南南阳等地都出现了被冠以“某省版李昌奎案”的法院判决事件，这些案件中的主要被告人大多一审被判死刑，二审则因为改判死缓引发被害人家属的不满及社会的关注。

　　李昌奎案也在法学界产生了分歧。一派观点认为，云南省高院对李昌奎案的再审是正义的伸张，另一派则认为，云南省高院启动的再审不符合法律程序；一派认为，云南省高院二审时改判李昌奎死缓体现了“少杀慎杀” 的刑事司法原则，是一种进步，另一派则认为，对于李昌奎“当杀不杀”，是在奢谈生命敬畏，不顾具体国情。

　　类似的相关案件，从背后暴露出来的问题看，还不仅仅是“少杀慎杀”的刑事司法原则遭遇了民间“杀人偿命”的朴素正义观念的问题，更深层次的纠结在于，民意与司法如何统一，既让司法尊重民意，又不会导致民意干涉司法。

　　对于这类案例，究竟该如何看待，为此，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了多位法学教授及刑事辩护律师。

　　“少杀慎杀”与“当判必判”

　　对于周飞龙家属称此案为“广东版李昌奎案”的说法，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教授顾永忠并不认同。

　　他认为，两案有三点不同：第一，李昌奎案杀死的是两人，后果极其严重残忍。在司法实践中，如果故意杀死两人，一般会判处死刑。第二，李昌奎案情节极其恶劣，主观恶性极大，两名被害者没有任何反抗能力。第三，李昌奎之所以再审改判死刑立即执行，是因为之前不判死刑并没有法定情节。

　　“按这三条来对照，这个案件恰好都不一样，该案致死一人，没有李昌奎案后果那么严重。另外，广东省高院改判时认为唐海燕具有法定重大立功情节。所以我认为这两个案件不能简单类比。”顾永忠说。

　　李昌奎案后，“少杀慎杀”这一刑事司法理念获得了更广泛的传播。进入21世纪，“保留死刑，严格控制和慎重适用死刑”，成为了最高法院奉行的司法政策，尤其是最高法院2007年1月1日收回死刑核准权后，更加大了对死刑案件的把控力度。

　　2010年，最高法院还颁布了《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明确宣布要依法严格控制死刑适用，提出“对于因恋爱、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犯罪”，“应酌情从宽处罚”。

　　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的人士都认为，减少和废除死刑是世界文明的大潮流，尤其在中国死刑趋多的情况下，“少杀慎杀”作为死刑政策和刑事司法原则，应当在司法活动中坚持。

　　然而，“少杀慎杀”与中国几千年来的杀人偿命这一传统观念存在矛盾，这一矛盾该如何解决？

　　顾永忠说，两种观念有冲突是客观现实，但现代司法显然不能迁就传统观念。“对传统观念，需要社会方方面面，包括法制宣传教育、媒体报道等，从正面解释引导，转变杀人必须偿命的观念”。

　　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劳东燕也认为，现代司法不应当提倡酷刑和严刑，刑罚的目的在于预防，要起到良好的预防效果。如果杀一人就判死刑，有时候反而会给犯罪分子“杀一个也是死，杀10个也是死，反正都是死，还不如多杀几个”的想法，“判处更多的死刑，只会增加暴戾之气，增加社会问题而不能解决问题”。

　　然而，也有声音担忧，离开具体国情奢谈生命敬畏，当杀不杀，当判必判，将无法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北京市京鼎律师事务所刑辩律师张星水就认为，唐海燕案改判有些牵强，二审法院在适用法律依据上值得商榷。“抢劫时杀人，图财害命，焚尸灭迹，情节特别恶劣，犯罪后果特别严重，被告人主观恶性极深，人身危险性极大，我认为少杀慎杀不适合这类案件。”

　　张星水说，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可谓天经地义，无可厚非，几千年来的传统观念到现在并不是说过时就过时了。在司法审判中不考虑传统观念，突破底线，就是对善良人的伤害，就有可能会放纵犯罪，甚至导致为非作歹的恶人逍遥法外。

　　确实，有学者在研究中发现，“少杀慎杀”这一刑事司法理念被秉承后，在一些地方法院，死刑开始由过去的“扩张适用”转变为“能不用尽量不用”，“宽严相济”一边倒地向“宽”倾斜，对于不能明确是否该判死刑立即执行的案件，地方法院倾向于判死缓。

　　此外，由于法官自由裁量权缺乏有效约束，导致案情相似的案件在判罚上尺度掌握也不一致，出现了明显的不平衡。

　　对于这种司法实践上的不统一，民众无法理解，认为其中一定出现了司法不公和司法腐败。

　　在唐海燕案中，被害人的妹妹周来凤就产生了这样的怀疑，她的判断依据是：“一审开庭时，唐海燕的家人明显穿得比我们好。如果不是有黑幕，广东省高院也不会改判。”

　　顾永忠也注意到了这种不统一，他说，最高法院收回死刑复核权后，对于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案件做到了统一尺度。但从司法程序上来说，只有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案件才会提交最高法院复核，判处死刑不立即执行的案件到不了最高法院，这造成各地在判处死刑缓期执行上又存在一些差异，甚至有些案件判处的结果比较悬殊。“我早就主张过，在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案件中，应当再总结出若干种情况，如果达到了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情况，而地方法院拟判处死缓，应当上报最高法院统筹协调，由最高法院统一掌握这部分案件的判罚尺度。通过这种措施，可以防止、纠正各地在掌握不杀尺度上出现的偏差。”

　　劳东燕也认为，判罚统一性的问题确实容易导致民众迷惑和社会关注，她建议最高法院应进一步引入判例制度，更充分详尽地公布指导性案例，作为地方法院的指引和参考。

　　国家司法救济制度亟待完善

　　有声音认为，如果单方面强调被告人的人权，而缺乏对受害者的安抚，救济和福利不能跟进，废除死刑就是一种伪善。

　　张星水律师就表示，如果只贯彻“少杀慎杀”，不同时强调对被害人的利益的保障，那么，对于被害人家庭而言，就又增加了一层伤害。

　　北京问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周泽也表示，国家司法救济制度的缺失，往往使得遭受刑事司法案件侵犯的受害人家庭陷入困境。“这类案件的被告人十有八九没有履行赔偿的能力，被害人家庭落入人财两空的境地，如果这时候由死刑改判死缓，很容易导致被害人家庭的强烈不满，甚至因此走上信访道路。”

　　国家司法救济缺失的问题，在李昌奎案中就有体现。据报道，由于李昌奎家境贫困，尽力赔偿也无法达到赔偿额，而被害人家庭也特别贫困，即便获得云南高院的5000元救助，也与所主张的30多万元民事赔偿相去甚远。

　　唐海燕案中，虽然周飞龙家属的民事诉求中，有82万元获得法院支持，但由于被执行人没有履行能力，家属没能从被执行人那获得一分钱赔偿，只获得了来自广东省高院的5万元司法救济款。

　　事实上，从额度来看，这还算多的，在云南，每次救助的最高限额才5000元。

　　劳东燕说，从此案来看，被害人家属提出，“要么杀人偿命，要么赔钱”，说明如果能进行有效的司法救济，改判死缓的压力会小很多，杀人偿命的传统观念也会慢慢地发生改变。

　　“应当考虑建立国家层面上的司法救济机制，因为国家有保障公民安全的责任，发生刑事案件后，国家也有一定过错，需要承担一定的责任。如果被告人没有能力赔偿，国家至少应当出面妥善解决受害人家庭中老人赡养和小孩抚养的问题，做好善后工作。”劳东燕说。

　　周来凤告诉记者，目前，两个老人和两个小孩都进了低保，但额度很低，不足以赡养老人，抚养小孩。

　　劳东燕介绍，国家目前还没有统一的司法救济制度，只是一些地方在进行试点，这种试点也是零散性的。各地的赔偿金额也不一致，甚至同一个地方，会出现被害人大闹多救济、小闹少救济的情形，这等于在变相鼓励被害人家属去闹。如果建立了国家层面上的统一的司法救济机制，这种问题就能够得以较好地解决。

　　顾永忠则告诉记者，据他所知，中央新的司法改革方案已将国家司法救助作为下一步考虑的问题，这一制度建立后，将有利于让受侵害者得到救济，也有利于“少杀慎杀”司法理念的推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