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李鸿谷

　　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卢沟桥附近进行夜间军事演习。演习中，一名日本士兵“失踪”，日军凭此借口要求进入宛平城搜查，遭拒。20分钟后，这个士兵已自行归队，但日军大队长仍下达命令，攻击宛平城。此时已是次日凌晨4时50分……

　　这是“卢沟桥事变”的开端，随后这一事件演化成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

　　75年后，我们重新回看这段历史，价值何在？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般史论的重点，在于研究这一“偶发事件”为何演变成中日两国全面的长时间的战争状态。以“事件”之因，来探求战争之果，如此短促的逻辑结构——显微镜般的考察，事件“事实”越清晰，其在历史进程里的意义却可能越模糊。“卢沟桥事变”，何尝不是一系列前因之结果，作为一种转折性的因素，它又导致一系列的后果。如此，才是正当的历史观。因而，时至今日，当我们有条件以相对丰富的史实为基础，可以拉开足够长的时间与足够大的空间，在中国自身现代化过程与全球性格局的互动关系里，重新审视这一事件的价值，我们的结论，当然不同。

　　领导以北伐为标志的国民革命的蒋介石及其国民政府，需要解决两大结构性矛盾：对内求国家统一，对外求民族平等——这实为辛亥革命之后中国所面临的国家性难题。北伐成功后，蒋介石的选择是：对内继续消灭反侧，对外暂时忍耐待时。亦即“先安内，后攘外”。这一道路，历史学家郭廷以先生的评论是：“在步骤上亦自言之成理，岂奈为势所不许可。”

　　所谓“势所不许可”，以中日两国关系观察，“九一八事变”后的不抵抗，失去东三省，按“后见之明”的研究者的历史复盘：日本执政当局亦有文官集团与军人集团之别，当时国民政府虽无能力全面对抗日本，但完全的不抵抗，反作用于日本当局，遂使军人集团气焰日彰。其结果，军人集团一路狂飙，演进至“卢沟桥事变”之时，完全控制日本政局。其扩张之心侵略之行，再无国内的制衡之力。内外之间，略有闪失，稍微失衡，后果便难以收拾。

　　“九一八事变”，以及东三省之失，再次昭示中国现代化转型之艰难。如果说晚清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亦即传统中国如何走向现代国家，其特殊之处，按历史学家金冲及先生所论：近代中国一切社会矛盾中，最主要的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

　　现代化转型之际，中国与现代化先发国家——“中国/列强(帝国主义)”的矛盾，才是我们理解晚清以及民国，甚至当代中国核心性与结构性矛盾之一。自鸦片战争开始，其后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及甲午海战，无不是传统中国“忍无可忍”之下被动而仓促的应战。也差不多无有例外，每次对抗外侮，都伴随着国内政治格局的动荡。第二次鸦片战争，甚至内(对抗太平天国)外两场战争，由此导致的国内政治格局，至1894年的甲午海战，结果显现：“李合肥一人对一国。”(梁启超语)中国内部的糜烂，已无能力以一国之力应对外侮。这当然悲哀，却是事实，亦是传统中国结构性矛盾之必然。

　　对抗外侮，已无动员并组织一国之能力，清亡，没有意外。1911年，辛亥革命后，如何在列强压迫下，建立一个统一的独立的国家，便是当政者历史性的挑战。

　　北伐的成功，蒋介石及其国民政府在形式上完成了国家的统一。十年民国，在上海、南京、北平等大城市，稍有现代化气象。这是最近被广泛注意的所谓“民国范”。但是，我们稍稍认真观察一下当时中国整体性格局，情绪将截然相反——1928年，甘肃回教的马家军，反抗冯玉祥，双方肆行屠杀，汉人、回民死伤20万人；1930年，冯玉祥反蒋失败，退出西北，甘肃、宁夏、青海成为回教军人的天下；1934年，拥兵3万、反复无常的孙殿英自察哈尔经绥远进攻宁夏，回军拒之于前……西北中国，并无宁日。而东南沿海，1932年，广东有陈济棠与粤海舰队之战，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与据有胶东的师长刘珍年之战。西南地区，军阀割据的四川，刘文辉、刘湘、邓锡侯与田颂尧，民国以来，大小战争多达480余次。

　　中国的统一，徒有其表。民国范儿，其实可怜。1931年，正忙于对江西红军进行第三次围剿，并应对两广军事的蒋介石，遭遇了“九一八事变”。外患未因内乱而不至。“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历史学家徐中约论述，“日本人三次，1912、1916、1928年策划挑唆‘满蒙自治运动’归于失败之后，这种观念却越演越烈”。

　　1931年，长江、准河以及大运河水灾肆虐，致使中部10个省份14万人被淹死，25万人流离失所。而同时，中国又深陷内部动荡与局部冲突。日本关东军精心选择这一时刻，完成了对沈阳的占据，随即又在百天之内，完成了对东三省的占领。与历次外侮不同，此次事件，揭示日本军国主义是对中华民族的生存构成最严重威胁的来源。

　　“九一八事变”作为一种转折，中国结构性的内外矛盾由此转换，外侮——对中华民族生存的挑战，上升为最主要矛盾。“攘外必先安内”，当然不再正当。但是，东三省虽为日本人所据，而这一政策却仍在运行中，没有更张之意。因而，“九一八事变”许多复盘与推演，完全放弃抵抗而导致日本军人集团势力的全盘领先，便是结果之一。

　　就日本的侵略逻辑而论，6年后，“卢沟桥事变”爆发，华北亦将可能重蹈东三省旧途。据有华北，日本往南可以推进到华东与华中，并进占东南亚以及太平洋；往北可以夺取蒙古以及西伯利亚直至贝加尔湖——苏联的大部分国土。而这一套战略逻辑，之于中国，蒋介石当然意识到其间深刻的国家危机。在当年7月17日的庐山第二次谈话会上，他说道：“我们的东四省(当时行政区划为四省)失陷，已有了六年之久，继之以塘沽协定，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门口的卢沟桥。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末我们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和军事重镇的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北平，若果变成昔日的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

　　只是，内部如此糜烂的中国，能够动员全国之力以抗日寇吗？1937年，这个国家到了必须回应这一挑战的关键时刻。应对此次危机的庐山会议发出了明确而响亮的声音：“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一个月后，蒋介石同意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我们拉开时间的距离，前溯至1840年，自鸦片战争始，接近100年后，中国的历史揭开新的面貌——“卢沟桥事变”后，这个国家整体性的被动情势，由此改变。“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这当然不是实力比较的计算所能得出的结果，这是一个民族到了最后关头必需的选择。历史自有逻辑，统一的独立的中国的建立，亦即中国民族主义革命的成功，需要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而且是需要经历一场新的世界大战的复杂格局并最终打垮日本，中国才能开启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创建之路。

　　“卢沟桥事变”，以及由此开始的八年抗战，是传统中国转折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必经之道。但在更宽泛的空间里观察，它的价值并不仅止于此。

　　改变曾经的忍让与退缩，顽强地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如此担当所影响的并非中国自身。1938年初，斯大林对到访的孙科坦言：“我深知中国不仅是为自己作战，也是为苏联作战；日本人的最终目的，是占领整个西伯利亚直到贝加尔湖。”稍后，日本关东军擅自出动数万大军在中蒙边境的诺门坎与苏军作战，接连两次发动攻势，均遭失败。这意味着，当日本陆军兵力深陷中国战场时，无法配合德国东西夹击苏联，导致东西方法西斯国家各行其是，毫无战略配合。1938年5月，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在电文中提出：“我们不能回避这样一个事实，在某种程度上，中国既是为他们自己也是为我们而战，因为只有日本人的失败才能把我们从危及我们在远东地位的灾难中解救出来。”与此同时，英国外相哈里法克斯在备忘录中说：“中国正在为所有的守法国家而战斗。”

　　中国的选择，一个弱国的抗争，勇敢地面对自己的历史命运，改变的是全球性格局。对日本帝国主义，在“最后关头的应战”，其作用，中国方面当然有着清醒的认识：“(中国抗战)不独求民族之解放，不独求领土主权之完整，实亦为全世界各国之共同安全而战也。”对中国的抗战意志，美国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主张：“联合苏联，组成中、苏、美、英对日联合阵线。”而此际由美国亚洲舰队司令亚内尔上将向国内发回的报告认为：“只是由于……中国抗战挡住了日本军团。”

　　中国全面抗战开启后三年，英国进行英伦保卫战；四年后，苏联开始卫国战争；四年半，美国加入反法西斯战争。日本、德国与意大利轴心国的侵略野心，由日本进占东三省与华北开始，最终形成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次世界大战，深刻地改变了世界格局，迄今的世界格局，仍是二战“遗产”。同时，中国亦被此次大战深刻改变。徐中约评论：“中国通过长期的反侵略斗争，从战前的半殖民地状态一跃而为五大国之一及联合国创始国。在其近代历史上，中国的国际威望从来没有像此刻那样崇高。”

　　中国的现代化及其全球性格局互动关系里的崭新面貌，开始于1937年——“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美国总统罗斯福说：“我们没有忘记，中国人民在这次战争中，是首先站起来同侵略者战斗的。”

　　“可是蒋介石的忍，也是有底线的。他认为国民政府在1935年与日本划的线，就是底线。华北不能再退，日本不能再打过长城来。这个我们是不能让步的，这就是所谓‘最后关头’。如果平津可以丢，那么将来中国什么地方都可以丢。长城就是我们最后一个防线。”

　　主笔 李菁

　　7月7日 22:00 饯行之宴

　　也许是因为前一天刚刚下了一场大雨，1937年7月7日这一天的北平，“已是不堪忍受的酷热”。“寒暑表上的水银柱从大清早就直线上升，即使夜间也不轻易下降。”时任日本驻华大使馆驻北平的陆军助理武官今井武夫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还清清楚楚记得这一天的情形。

　　22点多，时任第29军副军长兼北平市市长的秦德纯刚刚结束了一场特殊会议。当天下午，他在市政府邀请胡适、梅贻琦、张怀九、傅斯年等20多位北平文化界的负责人开会，一方面报告局势之紧张，另一方面，也想听一听这些文化人对局势的应对意见，“诸先生亦均开诚布公恳切指示”。

　　44岁的秦德纯是山东人，早年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曾先后效力于皖系和直系，投靠冯玉祥，后来又追随宋哲元。秦德纯虽出身行伍，却颇有文化修养和政治能力，因而一直被宋哲元所倚重。宋哲元成为驻守华北的实力派人物后，蒋介石与宋哲元之间的交涉与联络，也多由秦德纯负责。

　　1935年夏秋之交，秦德纯曾被蒋介石召见到庐山。听完秦德纯对华北态势的报告后，蒋介石告诉秦德纯，日本眼下的侵略目标是在华北，“但我国统一未久，国防准备尚未完成，未便即时与日本全面作战”，因此把维持华北的重责交给宋哲元。据秦德纯回忆，蒋介石当时还表示，希望宋哲元“忍辱负重，委曲求全”，“以便中央迅速完成国防”。“宋军长在北方维持的时间越久，即对国家之贡献愈大”，所以在不妨碍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的大原则下，可以“妥密应付”，南京中央政府一定会给予支持。末了，蒋介石又嘱咐秦德纯，除了宋哲元之外，这番话不要向他人透露。

　　秦德纯回北平后，与日方表面上的酬酢比以前增多，周旋各方，努力“维持华北”。虽然秦德纯后来在“七七事变”中因表现出来的坚定的民族主义立场而备受赞扬，但是在那个时候，身边许多人对他的行为表示不解和责难。苦于无法向他人说明真相的秦德纯，后来在回忆里坦承，“精神痛苦确达极点”。

　　可是这些隐忍与周旋并未换来安宁，尤其是在1936年日本增兵之后，中日军人之间的冲突越来越多。每有冲突发生，日方必以“头号人物”宋哲元为交涉对象，也使得宋哲元烦乱不堪。1937年2月，宋哲元以为父亲修墓为由，回到山东乐陵老家。这样一来，北平的一切事务都交给秦德纯处理，他也只能更加小心地应对。

　　“二十六年(1937年)春天，华北局势忽而非常平静。”民国时期著名记者曹聚仁后来在他的《采访本记》里这样描述。联系到后来那场旷日持久而后来异常惨烈的战争，竟觉得“在回忆上，很难相信那些和平的日子是真的”。“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关系有了实质性的转变。1937年2月，国民党在南京召开了五届三中全会，基本确定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政策。随即国民党代表顾祝同与张冲，在潘汉年陪同下到达西安，与周恩来举行首次正式谈判。不久，周恩来又与国民党代表举行杭州谈判，之后又去庐山会晤蒋介石，展开国共合作谈判。这样的局面给了曹聚仁以乐观之感：“新春给中国带来了一个新生；它最后的严重内部危机，获得和平解决，产生了全国团结的希望。”不过略显奇怪的是，最不期望见到这种局面的日本，似乎也没什么特别反应。

　　自从“九一八事变”之后，在北平，“每一个春天总要重新发现一次战争的阴霾的”。可是1937的春天，“一种稀有的平静空气”弥漫于中日之间。3月，日本组成了一个由实业家和银行家的经济使团来中国访问，还得到蒋介石接待，他们后来也做了一个非常乐观的报告。

　　不过，还是有人从这个平静得有些诡异的空气中嗅到了令人不安的气息。1937年5月，英国记者詹姆斯·贝特兰(James Bertram)从华北出发到日本，临行前，那位后来曾担任蒋介石政治顾问的著名的中国通欧文·拉铁摩尔，有些忧心忡忡地对贝特兰说：“这太像1931年了，太平静了，平静得不能让我们放心，我们怕又要见到一个‘九一八’！”说这句话的时候，他大概也没有想到，两个月后，他的预言竟然成了现实。

　　秦德纯与胡适等人的会面也有饯行之意。6月中旬，胡适、傅斯年等人接到邀请，让他们7月中旬赶到庐山，参加“庐山谈话会”。邀请是蒋介石发出的。1937年5月27日，蒋介石、汪精卫等大批党政军要员上了庐山，商讨抗日之事。为了广泛听取意见，国民党决定，以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汪精卫和国民政府行政院长蒋介石名义，邀请各党派、各民主团体、各界名人前来庐山。按照会议安排，第一期谈话会以华北代表为主，所以胡适等人也在先期邀请名单里。

　　日军在丰台一带频频演习，华北局势将走向何处？所以秦德纯决定在胡适等人动身之前宴请这些文化界名流们，也借此探测一下南京中央的态度。当时有北平法商学院教授陈豹隐、《益世报》社论主笔兼南开大学政治系教授罗隆基等人。胡适后来回忆，他与罗隆基当时还因为一些看法不同产生争执。虽然天气酷热，但这些忧虑时局的学者们还是从下午一直讨论到夜色深沉。不过从这场饯行宴回来不到两小时，“卢沟桥事变”就爆发了。平汉线不通车，胡适由津浦路南下，到了南京，最终辗转到了庐山。

　　时光拉回到75年前，7月的北平，也是一幅“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背景迥异的各派人士，纷纷通过各种渠道打探消息。7月6日这一天，今井武夫受邀出席前国务总理靳云鹏秘书陈子庚的家宴。陈子庚的家在鼓楼附近，没想到宴会刚开始，便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时任冀北保安总司令的石友三穿着中式长袍翩然而至。不邀自来的石友三显然是冲着今井武夫来打探消息的。他见到今井武夫劈头就问：“武官！日华两军今天下午15点左右在卢沟桥发生冲突，目前正在交战，武官知道这情况吗？”今井武夫矢口否认，然后追问石友三消息来源，石友三不肯透露，只关心保存自己实力的他匆忙表态：“即使日华两军果真发生全面战争的话，驻在北平北郊黄寺的我的部下，对日军是不怀战意的，所以请你务必尽力不叫日军攻打他们。”未久就告辞而去。这位被讥为“倒戈将军”的石友三以善投机钻营、反复无常著称，一生中三次背叛冯玉祥、两次背叛蒋介石，一直到1940年公开投敌，最终被诱捕，活埋于黄河边。

　　7月7日 22:40 神秘枪声

　　当秦德纯在面临中海的一个亭轩上与胡适、傅斯年等人忧心忡忡地讨论北平局势的时候，一支日本队伍正在京郊丰台一带进行军事演习，正是他们的军事行动引燃了持续8 年之久的中日全面战争的爆发。

　　“这天晚上，天空晴朗，没有月光。星空下，可以隐约看到远处宛平的城墙和附近不时移动的中国士兵的影子。这是一个寂静的夜晚。”在1937年7月7日的日记里写下这段话的人叫清水节郎，他是驻丰台日军第一联队第三大队第八中队中队长。

　　其实早在1901年，日本便已“合法”进入驻军。义和团运动失败后，1901年9月7日，清政府被迫与诸列强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最屈辱的《辛丑条约》。除了4.5亿两白银的巨额赔款外，条约还规定，列强们可在自北京至山海关沿铁路重要地区的12个地方——山海关、秦皇岛、昌黎、滦州、唐山、芦台、塘沽、军粮城、天津、杨村、廊坊和黄村，驻扎军队，每国驻军不超过2000人。作为列强之一，日本当然堂而皇之地在北平、天津等地驻屯日军。这支军队当时被称为“清国驻屯军”，1912年改名为“中国驻屯军”，有1700多人，司令部设于天津，北平驻屯军总部在东交民巷。

　　1936年4月17日，日本内阁决定向华北增兵，由原来的1700多人增至5700多人；不仅如此，裕仁天皇还亲自任命原第一师团师团长田代皖一郎中将出任新司令官。“这支部队后来直接属于天皇指挥，表明其地位非常高；天皇将其司令官升格为中将，也说明在日本人心目中华北地位很重要。”抗战史专家、北大历史系副教授臧运祜评价说。扩张后的日军，增加了炮兵、装甲兵等兵种，由过去的守备型部队转变为战略型部队。

　　《辛丑条约》里规定的12个驻兵地点里其实并无丰台。丰台是连接北宁线和平汉线的交通枢纽，日军自然不愿意放过这样一个战略要地。1936年5月15日，首批新增日军3000人抵达平津。次日，日本任命河边正三为驻屯军步兵旅团长，在北平设立旅团司令部，其第一联队驻北平、丰台。日军在没有征得中国方面同意的情况下，即开始在丰台车站东侧建筑营房。自此，他们与守在丰台一带的中国第29军不断发生冲突。

　　6月26日，中国第29军第37师一部赴丰台驻防，由于火车鸣笛，军马受惊，其中一匹军马奔入丰台正在建筑中的日本兵营，被日军扣留。中国士兵前去交涉时双方发生纠纷，并引起械斗。日方要求第29军向日方道歉、赔款、惩戒当事军官，并从丰台撤兵。宋哲元大体上同意了日军的要求，但拒绝撤兵，只同意换防。

　　9月18日18点，丰台中国驻军第6连，在野外演习的归途中，与一个中队的日军迎面相遇，双方各不相让。日军小队长岩牛少尉策马冲进中国军队队列，一个中国士兵用枪托击马。日军中队长当即下令包围中国军队，并扣留了前来交涉的中国军队连长，从而引起两军对峙。在日方压力下，中方被迫达成协议：中国军队指挥官向日军道歉，中国军队全部撤离丰台两公里以外，9月19日上午，中国军队被迫撤出丰台，丰台遂完全落入日军之手。

　　自向丰台增兵后，日军便时常在附近演习，时任宛平县县长王冷斋回忆：“由昼间演习渐至夜间演习，由虚弹射击渐至实弹射击。”中方已经数次提出抗议。后几经交涉，日军允诺如有实弹演习，则通知中方。

　　自此北平已处于日军的三面包围中：东有日本扶植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和日本天津驻屯军，北有关东军驻扎在热河的重兵进行策应，西北有日本控制下的李守信、王英等伪武装，只有北平的西南面尚有第29军驻防。这样，宛平城便成了北平的唯一门户，宛平一旦失守，平汉线被切断，北平便成了一座孤城，日军就能轻易控制平津地区。当时，北宁铁路沿线已为日军所控制，而在平汉路上的卢沟桥就成了北平这一门户上的插销，扼守卢沟桥已不是保卫京城而是守住北平与中原通道。深谙此义的日军在演习中也毫不掩饰地围绕着卢沟桥展开。

　　7月7日，日本军人又出现在卢沟桥以北地区。据清水节郎记录：演习前，他说明这次演习主要内容是：“从龙王庙附近到东面的大瓦窑，向敌人主阵地前进，利用夜幕接近敌人，然后黎明时进行突击。”19时30分，清水节郎下令部队开始夜间演习。部分军官和假想敌旋即到东面活动。天完全黑下来后，清水率600名官兵向假想敌所在的东方移动。

　　据清水节郎记录：22时40分，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的一阵枪响令清水节郎紧张起来，他马上下令集合，清点人数。这时他发现少了一名士兵，有人称看见这名士兵进了宛平县城。他立即向大队长一木清直报告，一木清直又报告给了联队长牟田口廉也。之后，一木清直率一个中队士兵直赴现场。

　　7月7日 23:40 深夜来电

　　刚与胡适、傅斯年等人告别回来的秦德纯尚未来得及好好休息，便被电话惊起。此时是7月7日23点40分。

　　电话是冀察政务委员会外交委员会主任魏宗瀚和负责对日交涉的专员林耕宇打来的。他们告诉秦德纯，日方在今晚的军事演习中发现丢了一名士兵，日方以此为由要进城搜查。秦德纯回答：卢沟桥是中国领土，日本军队事前未得我方同意在该地演习，已违背国际公法，不得进城检查。不过为了避免激化，秦德纯还是缓和了一下提议：等天亮后，让本地军警代为寻找。如果发现日本士兵，即行送还。

　　放下这个电话，秦德纯又立即打电话找宛平县长王冷斋交代。45岁的王冷斋与秦德纯是保定陆军学校同学，曾做过记者的他1935年受邀到北平做事。因为王冷斋还身兼北平新闻检查所所长，每晚要到北平市里的新闻检查所办公，所以平时不住宛平县里。接到秦德纯的电话，王冷斋立即离开南长街的家，奉命来到日本特务机关部松井太久郎那里交涉。在此之前，他令宛平城里驻军营长金振中查询此事，还让警察各处搜索，也没有发现所谓失踪士兵。

　　见到松井后，王冷斋首先告知中方调查结果：枪声方向是在宛平城东门外，中方在这里并无驻军，可知绝不是中方所发，城内守兵也查明并无开枪之事，每个守兵所带子弹也一枚不少。可是松井仍然强调说，确有一名士兵失踪，城外搜索无着，必须进城搜索。这一无理要求当然遭到王冷斋拒绝。眼看争议不下，后来双方商议，“决定第一步先由中日两方面派员同往宛平城调查，等调查情况明了后再商谈处理办法”。中、日双方各出三人，分乘两辆车，在夜色茫茫中驶向宛平城方向。这时，王冷斋得到报告说：驻丰台日军一大队约500多人并炮6门，由大队长一木清直率领向卢沟桥出发，事态颇为严重。

　　后来的事实证明，那个“失踪”的士兵叫志村菊次郎，其实很快就回到队伍。日本联合通讯社驻上海分社的负责人松本重治的回忆录《上海时代》中“卢沟桥畔的枪声”一节记述：“实际上，约3小时(注：另一说20分钟)之后，下落不明的士兵归了队，并非被中国方面绑架去了。这个新兵担任传令兵，在离队解手返回时，在黑暗中走了相反的方向，因此延误了归队时间。”

　　而一直在宛平直接处理此事的是第八大队大队长一木清直，他在1938年6月30日接受东京《朝日新闻》采访中明确承认：“当时接到报告士兵已经回来了，没有异状。但是，我的想法是联队长让我就此事进行交涉，如果就这样算了，中国方面会怎样宣传就不知道了。此前的‘丰台事件’就是例子，也许会让他们产生——只要敢真枪实弹地对付日本军队，就可以让演习的日本军队逃跑这样的概念吧。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对日本来说是一件很遗憾、丢脸的事情。所以，我方决定占领一文字山(卢沟桥和北平之间的中方阵地)然后再进行交涉……”

　　战后有人问当天带队的中队长清水节郎，为什么不马上报告志村归队之事？清水支吾说：“这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故，是我的失策，现在记不清楚了。”并说：“接到不法行为(指枪声)的报告，感到很紧急，所以不等充分搜索的结果就下令了。”随后，那位“失踪”的传令兵志村菊次郎很快就被退出现役，遣送回国。不过他并没有逃出战争的魔爪，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再次应召入伍，1944年10月在缅甸战场被新编第一军孙立人部打死。

　　也许意识到“失踪士兵”的理由站不住脚，战后很多当事日军的回忆，又将矛头转移到他处。今井武夫称，就在王冷斋与日方前往宛平县城实地调查时，“到达之前又得知中国军队从长辛店向龙王庙增援了部队，并再次向日军射击”。而据王冷斋回忆：“当车到达离(宛平)城约2里的地方，见公路右侧及铁路涵洞一带都被日军占据，枪炮摆列。”日方显然开始做战斗准备。这时，同车的日本特务机关辅佐官寺平突然请王冷斋下车，称来不及调查，让他“速令城内中国驻军向西门撤出，日军进至东门城内约数十米地带，再商量解决办法，以免冲突”。王冷斋拒绝此议，坚持先调查，一行人遂进了宛平县城。

　　7月8日凌晨 2:00 剑拔弩张

　　凌晨2点，电话再一次响起。电话还是北平市外交委员会打来的。对方告诉秦德纯：日方对他的答复不满意，强要派队进城检查，否则就包围宛平。第29军一共有4个师，其中分布在北平南苑、西苑、丰台、保定一带的是冯治安的第37师，具体负责守卫卢沟桥的是219团，团长吉星文。所以闻听此讯后的秦德纯连忙电话联系冯治安师长和吉星文团长，要他们严密戒备，做好应战准备。正在保定的冯治安师长，马上起程赶回北平。

　　因为卢沟桥战略地位非常重要，所以宋哲元的第29军，除了把主力部队37师布防在卢沟桥地区外，还把军部设在距卢沟桥不到10公里的南苑。第29军虽有10万人之多，却担负着平津两市和察哈尔、河北两省的守备任务，这一带地域广阔，因此驻扎比较分散。

　　回首70多年前的华北，其政治格局之复杂与微妙，确非容易事。清王朝结束后，华北一度属于北洋军阀的势力范围。“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的东北军一度进入华北；而1933年3月，因为热河迅速溃败而受到国内各方舆论谴责的张学良引咎辞职，之后，由中央系的何应钦代理北平军分会委员长职务。

　　一直对华北有所图谋的日本后来通过一系列偶发事件，开始驱逐国民党势力。在日方压力下，1935年7月，何应钦与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签了一份协议。在这份史称《何梅协定》的文件里，最核心内容是日方要求国民政府中央部队和宪兵撤出北平和河北省。条约签订后，中央军关麟征部第25师移驻洛阳，黄杰部移驻安徽。

　　蒋介石嫡系的中央军撤走后，出面填补空白的，是第29军军长宋哲元。宋哲元原属于冯玉祥的西北军，1930年在反蒋的中原大战失败后，西北军的一些零散部队退到了山西，经张学良整编，组成了第29军。但是据说张学良给了第29军50万元的安置费以后就撒手不管。晋东南是阎锡山经营多年的地盘，第29军驻扎在此寄人篱下，军费无着，穷困潦倒，士兵们衣衫褴褛，如同乞丐。一年多后第29军移防察哈尔，不得不夜间行军，就是怕被人当做土匪。这段困顿与羞辱交加的经历，使宋哲元得到一块自己的地盘的愿望特别强烈。

　　另一方面，深知地方实力派与南京中央政府矛盾的日本人，也不反对宋哲元来主持局面。于是作为地方派系，一方面宋哲元和蒋介石彼此都想保持自己的地方实力，有时不得不有求于日本人；而另一方面，在民族矛盾面前，“中国人”的身份又成了宋哲元决策的第一考虑。所以在日本和南京中央政府之间的宋哲元一直苦心经营着，对活跃着的中共地下组织，他也态度相对温和。

　　“从蒋介石来讲，签订《何梅协定》也实属无奈。不过他想的是：中央军退出来，但还是退给中国人，毕竟不是退给日本人。1935年还不是到跟日本人抗衡的时候，所以能撤出去就撤出去，撤出去给宋哲元也没有关系。”臧运祜评价说。

　　1935年8月28日，国民政府任命第29军军长宋哲元为平津卫戍总司令，次日裁撤早已名存实亡的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这样一来，华北地区只残留着29军。不久又明令河北外交均归河北省政府办理。这样，华北重现出长城抗战以前地方实力派拥兵自重的局面。

　　对华北面临的危机，蒋介石其实也心知肚明。10月，他给何应钦去电说：“以中(蒋自称)，此时日必不要有伪组织，只要华北经济财政与中央断绝，以制中央死命”，“华北将领只要对中央保全统一面子，而截留一切税收，则亦乐得为之，此势必然”。但此时的蒋介石将更多的精力放在追剿红军上，无意抽身北顾。

　　与忍辱负重、小心翼翼维持华北局面的宋哲元不一样，第29军的普通士兵们却都盼着能早日与敌人痛快地杀一场。当年在喜峰口战斗中，第29军士兵以大刀和手榴弹对抗日军的先进武器，歼敌5000，喜峰口防线经历多次激战始终屹立不倒。当时记录第29军的新闻电影在全国各大城市的影院上映，电影中每每出现宋哲元的镜头时，观众们都要起立鼓掌。战后宋哲元、张自忠、冯治安、赵登禹、刘汝明等人被授予“青天白日”勋章。29军大刀队因长城抗战而名扬天下，作曲家麦新为此创作的《大刀进行曲》，至今被传唱不衰。

　　据第29军一些老兵回忆，当时这些极度压抑的中国士兵都有着强烈的作战欲望，无论吃饭还是睡觉，都要高唱军歌，提醒自己莫忘国耻。“七七事变”前，根据华北剑拔弩张的形势，第29军也开始进行有针对性的训练。每个士兵都背一支枪，配一把3尺长、7斤重的大刀，还邀请河北的民间武术家前来传授武术。后来在卢沟桥争夺战中，这些大刀也令日军胆战心惊。

　　7月8日凌晨 3:30 宛平危急

　　凌晨3点30分，北平市内焦急等待消息的秦德纯又接到电话，电话是团长吉星文打来的，他告诉秦德纯：“约有日军步兵一营，附山炮四门及枪关枪一连，正由丰台向卢沟桥前进。我方已将城防布置妥当。”大约10分钟前，一直密切关注对方动态的中国士兵突然发现，日军散开成为散兵线，以宛平县城为目标，向西急进，于是急忙将情况报告给秦德纯。

　　秦德纯当即向守卫卢沟桥的219团团长吉星文指示：“保卫领土是军人天职，对外战争是我军人的荣誉，务即晓谕全团官兵，牺牲奋斗，坚守阵地，即以宛平城与卢沟桥为吾军坟墓，一尺一寸国土，不可轻易让人。”

　　吉星文当即回答：“请长官放心，吾团全体官兵已经做好一切战斗准备，誓与宛平城共存亡，卢沟桥不是吾人坟墓就是敌人坟墓。”吉星文信守一名军人的承诺，后来在守卫卢沟桥战役中，率敢死队出击果然表现英勇。1958年任金门防卫副司令的吉星文在金门炮战中被解放军炮火击中身亡。

　　王冷斋与日方经过一番交锋而一起进入宛平县城。他们正在商议调查办法时，忽听城外枪声大作。中国守军予以还击。

　　“(日军)至距离约百米时，竟发炮鸣枪，冲锋前进，于是事件之冲突，遂即开始。”这是天津《益世报》在“卢沟桥事变”发生后第一时间所写报道里描述的细节。当日军向城内开枪时，中方军人起初还以为仍是演习，“及见其愈迫愈近，有意挑衅，始知系抢夺县城，当即起而应付，为正当防卫计，予以还击”。见遭到抵抗，日军用小钢炮和小过山炮轰击，以掩护步兵前进。

　　发生在1937年的“七七事变”距今已整整75年，这期间无论从宏观局势还是微观战史，中日两国历史学家，进行了无数详尽研究。对于“卢沟桥事变”核心事件之一的“士兵失踪”，目前中日历史学家都毫无争议；可是对另一个核心事件“第一枪”的看法却争议不断。“第一枪”究竟是谁打的，历经70多年至今仍无一个明确说法。

　　事件直接当事人清水节郎曾在其笔记中作如下记述：22时半左右，传令休息，“我站起来看了一下集合情况，骤然间假想敌(日军)的轻机关枪开始射击起来。我以为是那边的部队不知道演习已经中止，看到传令兵而射击起来了。这时，突然从后方射来几发步枪子弹，凭直觉知道的确是实弹。可是，我方的假想敌，好像对此还没有注意到，仍然进行着空弹射击。于是，我命令身旁的号兵，赶紧吹集合号。这时，从右后方靠近铁路桥的河堤方向，又射来十几发子弹。回顾前后，看到卢沟桥的城墙上和河堤上有手电似的东西一明一灭(似乎打什么信号)。中队长正分别指挥逐次集合起来的小队做好应战准备的时候，听到了一名士兵行踪不明的报告，就一面开始搜索，一面向丰台的大队长报告这种情况，等待指示”。今井武夫回忆录里，也引用了清水节郎这个说法，大意是说，日方在演习过程中错误地弄响了对假想敌人(中国守军)射击的轻机枪空弹，引来了龙王庙那边打来的十几发实弹。

　　第一枪究竟是谁放的？一些日本人认为有可能是中国29军里反日情绪激烈的下级军官放的；也有人认为是日军阵营里的好战分子挑起的，甚至连首相近卫文麿也有这种怀疑。后来日本关东军一位参谋田中隆吉在自己的文章里还提供过一种新说法：“7月8日，我由内蒙古化德乘飞机到达天津。晚间，在芙蓉馆辟室与天津特务机关长茂川秀和少佐对酌，他说：‘放枪的事，是共产党学生干的……’我和茂川曾经在参谋本部共过事，我了解他一向和北平共产党方面的学生交往密切，所以就追问他一句：‘那么，教唆他们干的元凶就是你？’他满脸通红点头承认……茂川还承认，中日双方于7月11日达成停战协定后，他又多次唆使部下趁夜在中日两军之间鸣放鞭炮，企图激化冲突，扩大战火。”但北平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和保定绥靖公署军事法庭1946年6月审判战犯茂川秀和的问答笔录上记载，当被问及“第一枪是谁先放的”时，茂川答：“是日本放的。”

　　“现在有一些说法都是出于主观的一些臆测，毫无根据。我们当然也有很多证据，说枪声是从日军那里响起的。”作为“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委员会”成员，专门从事抗战史研究的北大历史系副教授臧运祜驳斥了一些传闻。

　　臧运祜说，关于“七七事变”这部分历史研究，最大的问题在于“第一手的档案及文书全被毁掉了”。臧运祜说，日本的“中国驻屯军”这支部队，从1901年进入中国，一直到1938年全面战争爆发后被正式改编为“华北方面军”，在中国时间最长，有将近40年的历史，“但是有关这支部队的材料——比如当时他们是怎么向东京军部汇报的、军部又怎么指示的——完全都找不到，反倒是关东军还保留了很多资料”。从某种意义上讲，“第一枪”的问题也并不是那么重要。有人形容，这场战争就像一块被推上悬崖的巨石，什么时间落下来都是可能的，是必然的事。

　　7月8日 凌晨 4:23 点燃战火

　　根据今井武夫的回忆，凌晨1点左右，他跑到隔壁的联队本部，看到，联队长牟田口廉也大佐以及主要军官们，个个身穿整齐军装，围在办公室中央的一张长方形桌子旁。因为时任驻屯军步兵旅团长河边正三少将不在北平，联队长牟田口廉也便成了当天日方最高指挥官。

　　过了一会，大队长一木清直从前线打来电话，特地要求联队长牟田口廉也亲自接电话。今井武夫听到牟田口廉也斩钉截铁地说：“被敌攻击，当然还击！”然后“他避开话筒，独自嘀咕着：‘受敌攻击，不知所措，还等指示，天下哪有这样的军人？’”

　　今井武夫回忆，目睹这一幕，他已预感到这个命令将会导致的严重后果。电话那一头的一木清直似乎也感到事态的严重性，他又不放心地叮问一句：“是可以开枪吗？”接着又慎重地说：“既是这样，事关重大，请对一下时间吧！”

　　“上午4时23分。”这个时间就这样定格在历史上。

　　今井武夫在回忆录里写道：“事后一木和我谈及他当时的心情时说：‘得到联队长的射击命令时，我大吃一惊。’”这位发动对宛平攻击的直接指挥官，1942年在瓜达尔卡纳尔和美军战斗失败后自杀。

　　其实时隔几十载再重新回顾这段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华北战火的燃起，只是时间问题。

　　“九一八事变”发生的第二天，1931年9月19日凌晨6点左右，关东军便迅速占领奉天。1932年2月，东北重镇哈尔滨陷落。短短4个月内，东三省百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沦落他人手里。

　　日本的下一步目标是什么？占领了广袤而肥沃的东三省，是否已经让这个野心勃勃的岛国贪婪的欲望得到满足？这不仅是当时的中国人，也是关心远东局势的国际观察者们的疑问。

　　“日本对满洲完成军事与经济征服后，远东的诸多乐观人士相信，此后至少可保半个世纪以上的和平。他们认为，日本要‘消化并开发’吞下的广袤疆域，至少需耗时50年。因为日本新到手的土地面积达50万平方英里，可以支撑7000万人口，而当时的总人口只有3200万。于是这些乐观者便对自己说，这一来，日本人进攻与扩张的贪欲，便可大大消停了。”《纽约时报》驻华首席记者哈雷特·阿班(Hallett Abend)早在1926年就来到中国，他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这样描述当时一些人的心态。

　　后来的历史证明，这种想法大大低估了那些欲壑难填的战争狂人们。

　　其实早在1931年12月，《纽约时报》记者阿班采访关东军总司令本庄繁时，这位野心勃勃的日本军人便毫不掩饰地对阿班说：若不控制平津地区，若不控制北平至绥远铁路，日本将永无宁日。平绥铁路长400多英里，从北平向西北进入察哈尔及绥远，所经处铁矿丰富。本庄繁又告诉阿班，除非日本控制黄河以北的华北全部，平津地区亦难获“安全”。为解释局势，在奉天的办公室里接受采访的本庄繁，不断地在身后墙上挂着的巨幅地图上画圈。在那个地图上，在这些好战分子的眼里，东北与华北，也许不过一步之遥。

　　“日本想拿下华北的主要原因是资源——日本人当时讲的是‘三白两黑’。‘三白’，就是羊毛、棉花和盐，‘两黑’指煤和铁。日本在侵略华北的同时，就是要获得对它有利的国防资源，所以对华北是必欲取之。”北大历史系副教授臧运祜评价说。

　　日本很快将这一野心付诸军事行动。1933年2月21日，日军分三路向热河省进犯。当时国民政府中央力促张学良抵抗，并协助调动8个军组编为8个集团军，未料汤玉麟弃守热河，逃到滦平。3月4日，一支仅百余人的日军小部队轻而易举地占领了热河省会城市承德，不久，热河也被归入了“满洲国”的领地。

　　关东军占领承德后，乘势向长城一线推进。中国军队在古北口、喜峰口、冷口等要隘与日军浴血奋战。但因装备落后，火力悬殊较大，在汪精卫致中国驻国联代表团的电报中坦承，“一切反攻收复失地均谈不到”。4月17日，长城各口和滦东地区全部失守。时任山西省主席徐永昌在致汪精卫的电报中直言，“平津之失与不失”，全在于“敌之来与不来”。而何应钦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说：“敌精我窳，终少胜算，平津若失，敌必利用汉奸，组伪政府，复演东北之故事；或移溥仪来平，再作扩大侵略，亦在意中。”何应钦向蒋介石建议：在军事处于劣势的情况下，为了保全平津，先寄希望于“外交之救济”，走外交渠道以作“缓兵”之计。蒋介石虽然心有不甘，但在敌我实力悬殊的残酷现实面前，只好决定“先行缓和华北之局势”。

　　5月13日，日军进逼长城的冷口、古北口、喜峰口等地，兵锋直指平津。在此情势下，南京中央政府被迫同意与日本签订停战协定。

　　5月31日早晨，天气湿热无比。塘沽火车站的侧线上，停着长长一列专列，却不见车头。列车两端为铁甲车，中间是一长串豪华卧铺车厢，窗帘低垂。这辆列车里坐的就是南京国民政府代表熊斌，他带着中国代表团走过塘沽窄窄的街道，走到日本领事馆。在阳光下等了近10分钟之后，才被放行。

　　对中方代表来说，这次签字仪式处处隐含着羞辱之意——在门口迎接中方代表的日本官员个个经过精心挑选，以确保级别都低于中方代表；日方代表参谋副长冈村宁次是少将，级别也低于中方首席代表熊斌中将。不仅如此，正式会议开始后，冈村宁次提出停战协定文本，声明中方必须在限定时间内决定诺否，不许讨论，不许修改。

　　当时的情势下，中方无任何与对方较量的砝码。所以两小时后协定就这样一字不动地签订了。在现场采访的《纽约时报》记者阿班记录：“签署完毕，日本人端来了香槟和葡萄酒庆祝，而这杯酒对中国人实在难以下咽，因为他们等于把整个华北拱手让给了日本。所以签完字后，这几位中国人冒着尘土，一路蹒跚地回到专列。”

　　《塘沽协定》的签订，等于在事实上承认了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热河的既成事实，并放弃了长城防线，将察北、冀北大片国土拱手让给日军，使其随时可以进占冀察，直取平津，从而形成了对平津的战略包围态势，为日军向华北扩张敞开了大门。

　　1933年5月，《塘沽协定》签订后，日本暂时停止了对中国大规模军事进攻，获得了暂时的“和平”局面。可是这一局面并未持续多久，1935年《何梅协定》的签订，使华北又陷入更深一重的危机，日本方面开始着力于“华北五省自治”，力图使华北也像“满洲国”一样“特殊化”。

　　1935年11月1日，是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召开的日子。上午9点35分，开幕式刚一结束，一个身着西装的青年人突然跨出人群，高呼“打倒卖国贼”，向站在第一排的汪精卫连开三枪，汪精卫应声倒下。行刺者叫孙凤鸣，曾在19路军里任一排长，后来做了南京晨光通讯社记者。在审讯中孙凤鸣态度激昂地说：“请你们看看地图，整个东北和华北那半个中国还是我们的吗？！再不打，要亡国，做亡国奴了！”

　　那时候蒋介石面临的国内舆论压力可见一斑。可是他手里也没有什么可以和日本相抗衡的砝码，也只能看着华北在日本的挟持下，离中央政府渐行渐远。

　　1935年11月25日，在北平东面相距不过数公里远的通州，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殷汝耕为政务长官。这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公然挂起了象征中国旧军阀的五色旗。实行了比国民政府关税少1/4的特殊关税，推行所谓“日满友好”。12月，以宋哲元为领导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在北平成立。南京中央政府随即解散北平军分会，北平实际上自此处于半自治状态。而声势浩大的“一二·九”运动也正是这个背景下爆发的。半自治的“冀察政务委员会”既同国民党政府有联系，又同日本有联系，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怪胎”，也给日军进一步侵入华北形成可乘之机。

　　华北与中央政府分离的局面已经造成，1936年日本陆军本部不失时机推出《处理华北纲要》，明确提出通过对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支持，逐步完成华北五省的“自治”。中国驻屯军的升格、扩兵，也正是在此背景下发生的。

　　“卢沟桥事变”发生时，握有最大部队指挥权的旅团长河边正三少将，正赶往山海关附近，督导驻屯军与关东军的协同演习。从这一点上看，“卢沟桥事变”本身缺乏“精心策划”的依据，所以一些日本历史学家一直强调“偶然性”，声称是一个误会接着一个误会，导致全面战争的爆发。对此，臧运祜也毫不犹豫地反驳：“枪响也许是个偶发事件，但不应是日军发动大规模侵略的借口。日本对华北政策早在1936年就确定了，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从这个背景看，即便不是7月7日，也会在别的日子发生；即便不在卢沟桥，也会是别的地点。”

　　牟田口廉也在“七七事变”之后获天皇裕仁亲授其金鹰三级勋章，晋升为少将。1943年以“赫赫战功”升任驻缅甸的第15军司令官。而在1944年对盟军的英帕尔战役中，牟田口廉也带领部队遭遇惨败。被解除军职的牟田口廉也羞怒自杀却未死。日本投降后在新加坡受审，1948年3月被释放回国。牟田口廉也迷恋所谓的“成吉思汗”式战术，后来在东京开了一家料理店，并起名为“成吉思汗饭馆”。

　　对于“卢沟桥事变”，牟田口廉也曾时常对人说道：“大东亚战争，要说起来的话，是我的责任，因为在卢沟桥射击第一颗子弹引起战争的就是我，所以我认为我对此必须承担责任。”他在笔记中也写道：“我挑起了卢沟桥事件，后来事件进一步扩大，导致卢沟桥事变，终于发展成这次大东亚战争。”牟田口廉也正式下令向中国军队打了第一枪，这的确是事实，不过挑起战争却非他一人之力。他只是日本战争机器上的一枚棋子。

　　7月8日 7:50“此其时乎？”

　　凌晨3点20开始的枪声，一直持续至7点50分左右才停下来。之前秦德纯曾叮嘱吉星文团长：日军未射击前，我方不先射击，待他们射击而接近我最有效射程距离内，以“快放”、“齐放”猛烈射击。所以交战之初，日军伤亡颇重。

　　这天上午，还在牯岭召开会议的中国军政最高统帅蒋介石，接到报告事变经过。蒋介石闻讯大惊，继而对日军制造这一事变的真实意图，以及中国将如何采取应对策略，做了反复思考与细致推敲，其焦虑、矛盾、痛苦、犹豫之神情，从蒋氏本人当天的日记中可以看出：“一、倭寇已在卢沟桥挑衅，彼将乘我准备未完之时使我屈服乎？二、与宋哲元为难乎？使华北独立乎？三、决心应战，此其时乎？”

　　专门研究蒋介石的著名民国史专家杨天石说，身为浙江人的蒋介石对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非常熟悉，而在处理对日关系上，他时时以这一故事自励。“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的第二天，他就在日记中写道：“卧薪尝胆，生聚教训，勾践因之霸越，此正我今日之时也。”而且自“九一八事变”之后，蒋介石在日记里就一直称日本侵略者为“倭寇”，并在每天的日记开首一行都写着醒目的“雪耻”二字，以示不忘国耻。

　　虽然“雪耻”心切，但对蒋介石来说，他也认为远不是与日本做对手的时候，所以只能忍。在国民党实力被逐出华北的《塘沽协定》签订后，蒋介石曾在日记里写下这样一段话：“我屈则国伸，我伸则国屈。忍辱负重，自强不息，但求于中国有益，于心无愧而已。”

　　对待“忍”要承受的屈辱之感，蒋介石不是没有体会。但是这一选择背后，是对彼时中日两国实力巨大悬殊的无奈。所以他也想尽量将这场战争向后推迟。这种心态不仅是蒋介石有，一些知识界人士中间也弥漫着一股悲观情绪，“当时胡适还写信给蒋介石，认为割让满洲可以换30年和平”。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对日本一忍再忍，先是东三省被占，后来再加上热河省，然后连冀东22县也被划出去了。可是蒋介石的忍，也是有底线的。他认为国民政府在1935年与日本划的线，就是底线。华北不能再退，日本不能再打过长城来。这个我们是不能让步的，这就是所谓‘最后关头’。如果平津可以丢，那么将来中国什么地方都可以丢。长城就是我们最后一个防线。”抗战史专家臧运祜说。

　　其实对此时的蒋介石来说，“内”、“外”之间，孰轻孰重，他内心深处显然已有了明确答案。6月28日，他在庐山接待了《纽约时报》驻华首席记者哈雷特·阿班(Hallett Abend)。听罢阿班讲完他在东北的见闻后，蒋介石并没有马上向这位美国记者透露什么计划，“但从他的样子看，这一次，他已下定决心，不会屈服于日本的压力，而将战斗到底”。蒋介石告诉阿班，他意识到，如果任由日本占领华北而不作抵抗，他将失去中国的民心，也会失去手下大多将领的支持。

　　1933年，蒋介石在江西南昌开办了一个军官训练团，1935年移驻庐山，成为著名的庐山暑期训练团，每位毕业学员都会得到蒋介石赠送的一把刻有“中正”二字的短剑。蒋介石亲任团长，而具体事务则由他信赖的陈诚负责。训练内容最初几年还以“反共”、“剿共”为主。1937年6月26日，新一期庐山暑期训练团如期开业。此时，国内政治环境和当年大不相同，两广、西南归顺，南京中央对全国的控制力进一步加强，国共关系出现明显转机。所以这一次的训练内容，已不再有针对中共的内容，以“抵御外侮”为目标的训练内容明显增多。参加这一期训练的郭汝瑰即便后来留在大陆，他后来也公允地说：“这次训练中，没有再讲‘剿共’战术，而主要是宣传抗日了。”而具体主事的陈诚在7月6日这一天，给训练团学员谈话中更是明确地说：“现在我们到此来训练，也就是建国救国的训练，我们要建国救国，将来非同日本一战不可，换句话说，就是抗日训练。”“七七事变”第二天，陈诚更是激励这些青年军官们说：“我辈军人，只有马革裹尸，为国牺牲，来保卫祖国！”

　　那时候蒋介石的态度，正如后来在著名的庐山谈话里说的那样，“不求战必应战”。当牟田口廉也在7月8日凌晨下令开枪时，日本军国主义已像匹脱缰野马，向着战争深渊疾驰。而中国最高领导人蒋介石，也做出了他最重要的决定。“此其时乎？”此其时也！

　　“七七事变”前一年多，法国著名周刊《画报》在中国至少已派驻3名记者，每一两个月即以2至6版的篇幅来报道中国局势，从蒋介石“剿共”、“两广事变”、“西安事变”到中日冲突爆发后的系列战役，大事件无一遗漏，从现场发回的那些新闻图片现在看来尤显珍贵。

　　主笔 曾焱

　　1843年创刊的法国著名周刊《画报》(L'Illustration)，总部设在巴黎九区圣·乔治大街13号。在19世纪新闻插画时代，它曾包揽全巴黎最好的插画家，进入20世纪后又最早一个登出了新闻照片。到20世纪30年代，每期35页、售价35法郎的这本百年老刊仍是法国很有影响力的读物。

　　英国和法国在天津、上海、广州等地都是最早设租界的，经济利益和侨民安全使他们对中国政局的敏感更胜于其他欧美国家。当发现日本开始从和他们利益关联较少的“满洲”向华北扩张时，法国媒体对中日冲突所持的置身事外态度开始发生微妙变化。1936年1月18日，继在头一年11月30日对华北系列事件进行报道后，《画报》再度以两个整版的图文——《华北自治运动》，详析日本在中国华北的政治和军事图谋。这篇报道的题图照片，是日本人扶持的所谓“华北自治政府”的主席殷汝耕身穿马褂长袍，与几名追随者立于“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门前的一张合影。署名“R.L。”的驻华记者全名叫罗伯特·朗贝尔(Robert Lambel)，他在文章开头即指出，“华北正在成为剧场”。他认为，日本是出于政治和经济上的进一步图谋而策划了所谓的“华北自治事件”，致“面积达百万平方公里、人口近8000万的河北省东北部从中国政府脱离出来”，这之后，2万名全副战争装备的日本士兵集结于“满洲”接壤河北的边境，“满洲国”关东军高层将领K.Uyeda飞往东京寻求确认“华北自治政府”的设置，“满洲国”铁路总局局长和日本财政部部长紧急会面……这些信息通过文字和图片的编排，传递出日本可能展开后续军事行动的信号。

　　1936年10月31日，在报道了“两广事变”、“西安事变”等事件后，罗伯特·朗贝尔在《画报》再次撰文，指“中日关系进一步紧张”。中日冲突，西方媒体基本持中立态度，在报道中给予双方同等关注。但法、英、美甚至包括德国媒体，由于关切自身在中国的利益，加上目睹中国无辜平民的伤亡，多数时情感上还是倾向于中国，这些在行文和图片编排中都有微妙体现。不过10月31日的报道中，罗伯特行文却有不同，他用了较多篇幅来罗列中国反日力量在上海、汉口等地针对日本侨民的暗杀事件。“说实话，这类行动从未停止过。”他这样评论。“七七事变”前那段时间，上海和北平一样也是风雨欲来，日本驻沪海军频起事端。罗伯特在文中比较详细地记述了1936年9月23日在上海发生的“尤为严重”的一起冲突事件：三名日本水兵在“公共租界”“遭攻击”，一死二伤。随后，驻沪日本装甲巡洋舰“出云号”(Idzumo)遣其海军陆战队悉数登陆，在上海公共租界布岗设卡，日本天皇随即授权海军部增兵上海。该版刊发了三张与此事件相关的新闻照片，拍摄者是《画报》另一名驻华记者莫里科·弗雷斯科(Maurico Fresco)。运载增兵的日舰“Muroto号”正在向上海靠岸、一队卡车满载刚刚登陆的日本兵急驶在上海街头以及日租界里全副武装的日军摩托巡逻队。

　　法国记者在这篇文章中所表现出的矛盾立场，代表了一些外国驻华人士对中日冲突所持的态度：一方面他们清楚地看到日本对中国日益明显的军事企图，同时又难免出于对华利益均沾的殖民者心理，把中国必须严格遵守租界的各种不平等协定视为避免进一步冲突的前提。

　　从台湾收藏家秦风目前集藏的有限原版法国《画报》中，尚未包括他们在第一时间对“七七事变”本身所做的报道。秦风收集到1937年8月21日的一期，平津陷落近一个月后，《画报》以《远东战争》为题做了大幅报道，封面是一队日军正攻入天津城的现场图片——“飞机猛烈轰炸后，日军冲入天津。图前为中国平民尸体。”《画报》刊发这篇报道时，“淞沪会战”已于8月13日开始。在长达5页的战事报道末尾一章，该刊补充登载了其驻沪特派记者勒·帕鲁德(A.M.Le Palud)在“淞沪会战”前通过飞机从上海辗转带出的私人信件，里面谈到他对“七七事变”的个人观察：“北平近郊卢沟桥7月7日爆发中日冲突，事态迅速扩大，令人忧心。”勒·帕鲁德这样叙述他眼中的事变后续：

　　最初，中日双方均称望平息事态，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将军和日本驻屯军司令部高层进入现地谈判。日方所提苛刻，欲借该事件达成其对华北的控制。南京政府首脑蒋介石电令宋，要求他对日勿再做任何让步。几经迟疑后，宋将军听从南京政府。日方随即发出最后通牒，提中国守军撤出平津、取缔所有抗日组织和活动、严惩“挑起卢沟桥事端的中国军官”等要求。而通牒所言期限未到，战端即已大开。

　　此次，双方从北平战至海上。日军攻天津。中国军队无以抵挡装备远胜于己并得到空中支持的日军的猛烈进攻。除法、英、意租界，天津全境被日军占领……

　　勒·帕鲁德在信中还写到他当时听闻的一些北平的消息：北平城未经激战即陷落，宋哲元将军仓促撤离，并由“听从日本的”张自忠将军接替其职位——张自忠受宋的委托，接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及北平市市长，一时被举国误视为投日，法国记者在信中的判断可能也来自于此。

　　记者莫里科·弗雷斯科拍到了华北战场的两幅珍贵场景：一张图片俯拍自盘旋山道，中国军队正用卡车运兵往北平附近投入作战；另一张图片，文字说明是：“赵将军检阅一队刚在华北与日军作过战的部队。”那位“赵将军”(General Chao)骑在马上，正向士兵侧身还礼，因此看不到面目，但很有可能就是29路军132师师长、南苑指挥官赵登禹。照片所记录的场景具体日期不详，应是两场激战之间的短暂平静。

　　北平和天津沦陷后，西方媒体对中国局势的报道变得更加及时和密集，尤其英、法媒体，两国在天津、上海的租界经营时间最长，可谓利益攸关，几乎每周都在第一时间为国内读者发回报道。中、日虽然并未正式宣战，但两国正规部队激烈交火，已经全面进入战争状态。进入9月后，法国观察人士对中日冲突的走向开始发表不同看法。1937年9月4日，《画报》刊发了法国著名记者吕道维克·诺多(Ludovic Naudeau)的时局分析长文——《中日战争的不确定性》。诺多是法国的日本和俄罗斯问题专家，1904至1905年曾报道过日俄战争，之后亲历俄国“十月革命”并访问过列宁，著有《现代日本》等书。他为包括《画报》在内的多家法国媒体撰稿，其看法有时候能影响到法国政界。诺多在文章开篇就指出：无论谁来评判中日冲突，若以过往那些历史观点为根据，便会得出日本获胜的结论。中国缺乏统一，几省势力唯利是图，国家军力薄弱，乍看确实无法和日本军队做长期对抗，“但是”，他笔锋一转，“事情正在发生变化”。接下来，诺多转述了几个英国人在中国漫行数月后带回去的故事：他们行至靠近印度支那(当时指法国殖民地越南)的偏远省份广西时，在某个不通铁路的小城里，遇见了两个当地军阀。半年前，这两人都参与了反对南京政府的“两广事变”，与蒋介石嫡系部队作战，而现在他们跟英国人谈话时却表示，一个被侵略的国家没有资格讨价还价，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抵抗日本人。“一年半以前，中国还面临着再次爆发大规模内战的威胁，而现在，几个旅行中的英国人却感觉到，眼前这个国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团结。人们第一次发现，民意正在中国凝聚。”这是“七七事变”发生近两个月后，战火中的中国给予西方的印象。

　　日本侵占华北对欧美利益将产生什么影响？这些国家该以什么立场来应对？这是西方媒体在“七七事变”后的另一主要视点。《画报》特派记者勒·帕鲁德在他寄回巴黎的那封信中分析：“京津两地的临时政府将很快被一个统一的华北政府所替代……日本人宣称华北政府将实行自治并彻底独立于南京政府。也就是说，华北将脱离南京政府管辖而成为完全听命于日本的自治国家。现在问题来了：‘华北’的南部边界将划在何处？按照日本方面的某些提法，华北不仅指河北和察哈尔两省，也包括山东和山西！西方(主要是欧洲)以及美国，还能继续在这里恪守他们的中立吗？”

　　“七七事变”后，法国媒体对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在建立空军、争取国际社会支援中国抗战等国内国际事务中所起的作用开始颇为关注，对她个人及身后的宋氏家族充满兴趣。1937年9月25日，《画报》对宋氏三姐妹进行报道，标题：《宋氏姐妹和中国的战争》。另一本杂志《世界画报》(Monde Illustre)则在1937年10月23日选用了蒋介石夫妇与几位外国人士在南京总统府前的一张合影作为封面，图片说明是：“最高统帅蒋介石及其夫人。蒋夫人曾在美国接受教育，作为丈夫的‘左膀右臂’，她充当其翻译、顾问和宣传首脑。”

　　1937年12月18日，法国《画报》再次以蒋介石和夫人宋美龄的一张合影作为封面。蒋介石身着长衫，站立在南京总统府前，面容平静。图下法国记者配发的一行文字却语意双关：“日军包围南京，蒋介石元帅和夫人乘机离开，飞往未知的目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