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次集中抓捕行动中，李世春、侯恩琢、杨学花等“2011·12·29”专案、“2012·4·19”专案中的主要犯罪嫌疑人相继落网。

因邵中元与上述案件人员有关联，亦在此次行动中落网。邵中元涉嫌拐卖100余名儿童，是公安部督办的“2011·11·18”特大拐卖儿童团伙案的主犯。此前，公安部已对其发布A级通缉令。

目前，审讯查证和解救工作正在进行，被解救的孩子已分别被送到临沂市儿童福利院、枣庄市社会福利院、保定市儿童福利院等福利机构，并抽取血样检测DNA信息以寻找亲生父母。根据法律规定，如果寻找亲生父母未果，这些被拐卖的孩子将由福利院照顾。

2012年7月2日晚22时，河北警方多地同时行动，破获“2012·4·19”贩婴大案。其中，邢台警方抓获了一家私人诊所的负责人郭彦芳。

这是公安部首次发现有诊所医务人员构成贩婴链条的重要环节，郭彦芳不仅为贩卖婴儿做胎儿性别鉴定等工作，还帮助寻找买家和发展下线。

2011年年底，河北省邢台市平乡县公安局巡特警大队在工作中发现，平乡县昌平诊所经常有身份不明的外地孕妇和婴儿出入。

“一般孕妇生产和检查都就近选择医院，这么多外地孕妇来诊所检查、生产不符合常理。”平乡县公安局巡特警大队指导员贺润洲说，这一现象引起民警怀疑。

经过公安机关侦查和摸排，一个由诊所医务人员参与的，涉及全国7个省市区的特大拐卖婴儿的团伙浮出水面。在这一团伙中，诊所除了提供给孕妇检查，鉴别腹中胎儿的性别等技术支持，还帮助寻找买主。

在公安部统一安排下，7月2日，该贩婴团伙大部分成员被抓获。据警方介绍，在邢台广宗县、巨鹿县、威县也发现有此类诊所，目前已经有三名诊所医务人员落网。

一边接诊一边贩婴

7月3日上午，在平乡县公安局，被抓获的诊所经营者郭彦芳接受了警方的讯问。

郭彦芳从邢台医专毕业后，在平乡县昌平街开了一家妇科诊所。

这家诊因无法走医保报销，也不能开具有效的出生证明，因此来此检查、生产的多是超生家庭。

2008年前后，季小芳和杨学花两个年轻女子经常带着外地孕妇来诊所检查，有时便在诊所生产。这两人成了郭彦芳的“大客户”。

郭彦芳注意到，这些孕妇都是外地口音，部分讲四川话，部分讲她听不懂的方言。

季小芳和杨学花最初告诉郭彦芳，这些孕妇是她们同在当地打工的老乡。相熟之后，她们告诉郭彦芳，这几个老乡家里穷，养不起孩子，希望郭能帮忙找个人家把孩子买下来。

郭彦芳一开始也觉得“不对劲”，但她并没有拒绝，因为对方许诺，只要她帮助孩子找到买家，就能得到不菲的介绍费用。

郭彦芳由此慢慢成为贩卖婴儿的介绍人，她还发展了附近烟酒店老板张某等人做下线。

诊所的医生就这样成为这一贩婴链条中的重要环节，除了为孕妇做身体检查，鉴别腹中胎儿的性别等，还帮助寻找买主。

有四县诊所医务人员参与贩婴

季小芳和杨学花是姑舅表妹，都是四川省大凉山人。据警方介绍，季小芳大约10年前到河北平乡县打工，后来其表妹杨学花也来到平乡投靠她。

季小芳在四川老家认识一些想卖孩子的老乡，当她得知平乡有不能生育的家庭急切想要孩子后，决定做贩婴生意。

因为公安部门对贩婴打击力度很大，长途携带婴儿往往被查，季小芳与杨学花便在老家通过老乡物色孕妇，直接将孕妇带到邢台。等孕妇生产后，将婴儿在当地或运到附近省市卖掉。

杨学花的母亲、季小芳的亲戚马加加等人承担运输孕妇的过程。孕妇的交通费用，都由贩运者承担。孕妇到达邢台后，交给杨学花或季小芳，食宿由这两人承担。

为了方便孕妇生产和及时找到买家，季小芳与杨学花在邢台市巨鹿县、广宗县、威县都发展了类似于平乡昌平诊所的下线。

婴儿性别、生父母的状况都会影响价格，因此诊所不仅要为孕妇孕检、接生，还要负责鉴定胎儿性别和健康状况，有时甚至带着买主来看父母的长相以确定价格。

为了能卖个好价钱，季小芳等还引进“竞价机制”，贩卖一个婴儿，她们往往要找数个买主，谁出价高就卖给谁。

贩婴网络就这样建立起来：由四川凉山老乡物色孕妇人选；季小芳、杨学花的亲属负责“物流”，季小芳、杨学花充当“销售中心”，诊所提供医疗技术支持并充当“业务员”，帮助发展下线和寻找买家。

每个环节获利数千元

季小芳与杨学花贩婴网络涉及四川、河北、陕西、山东、河南、内蒙古、北京等7个省市。目前，杨学花与其男友在河北威县被警方抓获，季小芳仍在抓捕过程中。邢台警方已经抓获涉案人员30多名，解救儿童6名。

警方调查发现，每一笔交易都有多个错综复杂的介绍人，包括诊所医生在内的每个介绍人介绍费用从2000元至5000元不等，杨学花获利6000元至8000元不等，孕妇获利30000至50000元不等。

平乡县医院妇产科医生史淑萍是郭彦芳诊所的房东，她曾帮忙解决复杂的医疗技术问题。警方在侦查了解到，史淑萍也参与到贩婴案中，并从中获利。目前史淑萍也已被抓获。

当地公安机关介绍：最近贩卖婴儿的价格上涨很多，尤其是从去年开始，原来一名女婴卖2万到3万元，而现在已经涨到3万至5万；一名男婴现在要卖到7万到8万元。

公安部刑侦局局长刘安成称，公安部也注意到这一点。

刘安成说，近几年，特别是去年起，公安部不断加强对贩婴的打击力度。去年以来，由公安部直接指挥协调的打拐行动就有7次。随着打击力度的加强，贩卖婴儿的难度加大，拐卖婴儿的犯罪行为逐步在减少，这导致了贩卖婴儿价格的上扬。

贩卖了十多年花椒，43岁的邵中元突然来到滕州市，要改行学做烧饼，“决心”很大：只要求老板供他吃住，不要分文工资。

滕州市这家连招牌都没有的烧饼铺老板，痛快地收留了他，也没细问姓名。

刚学一个月，7月2日晚上，一队警察冲入烧饼铺，将邵中元抓捕。

邵中元，山东枣庄人，涉嫌贩卖100余名儿童，他的妻子、表舅、小舅子和大舅子等多名亲属涉案其中。

今年年初，邵中元逃跑后，公安部发出A级通缉令。7月2日，邵中元和其他相关案犯先后被警方控制。

邵中元不识字，但脑筋活络，多年来，收花椒往外贩卖。

邵中元的家在枣庄市山城街道，是远近驰名的“花椒之乡”，花椒树7万多亩，占全国总产量的1/10，家家户户靠花椒产业吃饭。

“一年顶多挣一两万吧。”邵中元不甘心如此，他想找到挣钱更快的门路。

2010年7月，他找到新营生，干一次能挣一两万。新营生是贩男婴、女婴。

邵中元说，他平时走街串巷，闲聊中，听说有人家想收养孩子，而正巧他认识了几个云南人，对方称能提供孩子，他便当起了中间人。

他的远房表舅苏令银是临沂平邑县人，两人一拍即合，合伙干。

当地警方负责人透露，受“传宗接代”、“儿女双全”等传统观念影响，部分地区存在一定的儿童买方市场。

高速服务区做交易

在一年零7个月，邵中元等人涉嫌贩卖了100余名婴儿。

邵中元说，最初，他开辆三轮摩托车去卖孩子，3个月后，他拿6万元买了辆黑色吉利轿车，“一直干到今年年初。这6万也是卖孩子挣的。”

枣庄市刑侦支队副支队长刘广军介绍，调查发现，邵中元等人拐卖的婴幼儿均来自云南、贵州等地区。2010年7月开始，邵、苏等人先后从云贵地区多名上线手里购买男女婴儿，价格一般是1万元。

“邵中元的反侦查能力很强。”刘广军说，为了逃避警方盘查，云南的“上家”会乘长途车北上，双方在京福高速公路的曲阜服务区内接头、交易。

随后，邵中元、苏令银二人驾车把孩子送到枣庄山城街道邵中元的家里，由邵中元的妻子张霞照看。同时，他联络“下家”，以3万至5万元的价格卖往临沂、枣庄和济宁等地。

婴幼儿怎能忍耐长途奔波？据一线打拐民警说：人贩子往往给婴幼儿灌服安定等药物，避免孩子哭闹。如孩子中途生病，很有可能被直接遗弃。

贩婴下线多为亲属

有钱赚，邵中元的亲戚们很快被吸引入伙，甚至内部还进行竞争。

邵中元称，他的下线主要是亲戚，比如他的大舅子张某和小舅子张某某，苏令银的表亲李某和李某某等，以及这些亲戚的远房亲戚。

最初，有些人只是亲戚的下线，后来听说上线是邵中元、苏令银二人，便要做他俩直接的下线。

刘广军介绍，邵中元贩婴团伙属于典型的家族性犯罪团伙，团伙成员多为夫妻或亲属关系。邵中元夫妻和苏令银是主要成员，中转的、联系买家的多是两家人的直系或旁系亲属。

涉案人员文化程度低，分工明确，“有的负责接转外地贩来的孩子，有的负责喂养，有的负责联系买主，已形成了职业性的犯罪。”

据邵中元供述，他的上家也是有亲属关系的团伙。以云南女卖家方某为例，该女子的丈夫、妹妹、表妹都牵涉此案。

平时，邵中元还一如既往地收花椒。但贩婴“流水线”的规模越来越大,引起警方注意。

今年年初，枣庄警方突袭邵中元家，将邵妻等人抓获。“邵中元听到大门口有动静，迅速从家中的楼梯爬出天窗，逃跑了。”曾参与抓捕的刘广军介绍，此后，邵中元仿佛人间蒸发，没了音讯。

案件侦破一时陷入僵局。

随后，公安部发出A级通缉令，全国通缉邵中元。

烧饼铺里“落网”

6月底，一个陌生的电话号码打给邵中元女儿。“我们分析极有可能是邵中元，随后通过技术手段确定了该号码的大致方位。”刘广军介绍。

7月4日，枣庄市看守所。邵中元回忆说，年初，警察上门时，他就知道完了，一直在临沂、枣庄等地躲藏，找各种不查身份证的小旅馆寄身。

一个月前，身在滕州的他实在逃累了，找到一家偏僻的烧饼铺当不拿工资的学徒。不知情的烧饼铺老板当即答应。

烧饼铺老板不知道，公安部正在通缉邵中元。7月2日晚10时许，通过电话锁定邵中元位置，枣庄警方冲入烧饼铺，将邵中元控制。

从邵中元下线手里解救的强强（化名），已被送到枣庄市社会福利院。强强还不到两岁，脸上挂着泪痕，一见有女人进门，他就哭着喊“妈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