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铁认为，中国的城市化无论从中央政府的角度还是从很多理论工作者研究的角度来看，目前最大问题是农民工的市民化。我国有6.9亿的城市人口，户籍人口只占73.5%，农民工有2.2亿。到现在为止， 这2.2亿农民工仍被排斥在政府的公共服务范围之外。这是中国城市化发展所面临的最大问题。

　　户籍制度不能简单取消了之

　　有人建议，户口制度以及依附户口制度的诸如高考制度等制度应该取消或重新规划，李铁对此表示：户口制度没有那么简单，不是一取消了之。以北京为例，北京现在2000万人口，有800万的外来人口。如果取消户籍制度，需要从财政里面拿出一块来给外来人口，也就意味着对户籍人口的服务质量就会有所下降，所以这不是简单的一个改革，而是利益关系的分配和调整。

　　城市化政策应该进行改革

　　李铁就中国城镇化的改革政策问题提了三大建议。

　　首先，当前解决问题的重点城市化人口、农民工人口的政策问题，扩大内需的重点主要是2.2亿农民工和7000万的流动人口， 2.2亿农民工里头有20%举家迁徙的农民工，他们已经长期在城市定居，而且已经从事了各种服务业，已经不是简单的打工的农民工，已经在城市生活十几年了，孩子都已经在北京上学了。所以建议把这部分人放开，解决他们的公共服务问题。

　　第二是每年毕业的大学生大概有五、六百万，一部分人不愿意回到家乡去，到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打工，也希望政策能恩惠于这些人，给他们在就业的城市定居的权利、享受公共服务的权利。

　　第三个是农民工的市民化，把公共服务均等化，让他们通过社保和一系列的公共政策，逐渐拉平和城市户籍居民的差异。比如有平等的高考机会，平等的享受义务教育和医疗保障、社会保障，居住区得到改善，这是户籍管理制度上要 进行的一系列的改革。

　　李铁认为，这些改革面临最大的阻力是城市政府如何来进行一系列的分配调整。举个例子，广东有1400万的外来农民工，他们在广东就业，子女义务教育经费是在家乡，就要经过财税体制的调整，通过转移支付解决他们的义务教育问题，包括一系列的补助政策。

　　第二类问题是城市发展的导向，众所周知，房价上涨和土地出让金有关系，一些省会城市在全省人口的比重才百分之十几，但是他们拿到的用地指标达到了30%、50%。我们知道谁有土地，谁就可以吸引大量投资，意味着会吸引大量的要素聚集在这里，给这里带来税收。是不是能通过市场化的方式或者行政化的方式来解决更多的资源，按照人口的流向进行分配，不能过多的集中在这些特大城市呢？这也是改革的内容。

　　中国的城市和国外的城市是不一样的，中国的城市是行政区，它们能不能在政策上有一些发展的机会，这需要行政政策导向发生变化，比如说公共服务，三甲医院能不能向周边扩散，包括义务教育，我们要给一些镇一些城市的发展机会，这也是政策要考虑的问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