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选以来，梁振英呈现出了不同的侧面。他不断下社区，与平民交谈听取意见，表示要做亲民特首。另一方面，有媒体认为他“不苟言笑，难以接近”。他曾经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说，“我们不需要迎合所有人”。

　　5月29日，梁振英在候任长官办公室接受记者采访。

　　梁振英的普通话熟练而标准。他对内地的话语体系非常熟悉，会使用“走基层”这样的语言。当提起内地和香港经济发展关系时，他说：十二五规划里有一句话，我背出来给大家听。

　　在开场白里，梁振英向记者描绘了他心目中的香港，从中环说到郊野公园，再提到他家的院子。甚至说到院子里一蹦十几米的树蛙。

　　他爱说“我举个例子吧”。

　　香港的养老问题，他讲的故事是自己的小学同学。梁振英1966年小学毕业，当了6年班长，毕业时超过一半的同学没有上中学，12岁就去做体力劳动。“他们和我同年，大半生体力劳动，收入低”。这些人都到了需要养老的年龄。

　　有关香港回归的细节，他讲的是港币。他做基本法咨询委员会时，下社区，有老人拉他的手，问他一句话：1997年7月1日一觉醒来，吃早点用港币还是人民币？

　　他讲的故事，像一个个人生片段，串起他的人生经历。

　　采访中，梁振英突然提及天气闷热。

　　他说，我虽然在香港出生长大，但作为一个北方人，我始终适应不了香港的气候。

　　记者问梁振英的家乡，他说到父亲做警察的经历，沉着的语调一下子兴奋起来。

　　他回忆，当时的总督府警察宿舍住的全部是山东人，一进去弥漫的是大蒜的味道。在家里，父母说威海话，孩子说广东话，“‘一国两制’，我们是一家两语”。

　　他不会说威海话，但有一句威海话学起来足以乱真。那是父亲常常责备他的“山东人不讲山东话，将来回家怎么办？”

　　从梁振英懂事开始，就知道父母、邻居、同学都想着往外走，“香港是一个临时的地方”。但70年代大家才把香港作为家，“不走了”。而这不走了，是香港人之间最可依靠的情感关系。于是，他常说“家是香港”。

　　梁振英出生在甲午年，1954年，是甲午战争后的60年。父亲出生在辛亥年，1911年，姐姐出生在1949年，“这三个年份也应该说给了我在长大的过程中，作为一个中国人，一定的历史定位”。

　　从家在北方的山东，到香港就是家。梁振英觉得，这两种情怀，都将会是他在未来执政中可以依赖的。

　　“行之正道，稳中求变”

　　记者：你觉得是什么力量让你在这次选举当中胜出，施政纲领中哪一项打动了香港的民众？

　　梁振英：我不敢说是打动了香港市民的心，现在的选举制度是1200个选举委员投票选出行政长官当选人之后，由中央任命。虽然香港一般市民没有投票权，但行政长官必须得到香港市民的支持和认同，所以我在任命期间用香港话来说，是“下去”，用内地的话说是“走基层”，讲解我的政纲，主要还是听各方面的情况，强调民间智慧，这一行为得到市民的认同。

　　同时在政纲我提出八个字“行之正道，稳中求变”，香港社会过去一段时间累计的问题不少，出现了停滞不前的局面，市民求变的呼声比较高。我提出这个“变”不是大变、突变而是稳中求变，我知道内地也有这个说法，概念也差不多，但是我的重点还是放在变。

　　记者：你提到“行之正道”，具体含义是什么？

　　梁振英：“正道”是每一个政府，每一个从政者必须严格遵守的理念。“正道”体现我的核心价理念：包括对人民负责、廉洁奉公；我们要向人民开诚布公，我要求我的团队，更要求我个人在施政过程中贴近民意，了解民情，这些都是正道。

　　“贫富悬殊，是个大问题”

　　记者：你的整个施政纲领非常强调改善民生，您怎么看待香港民生目前的状况？

　　梁振英：民生问题对政府来说是重大问题，香港的民生问题，一个是住房问题，香港房价比较高，租金比较高，过去八年房子落成量一直下滑，造成比较突出的供需矛盾。一方面我们要维持楼价的稳定，另一方面要该适当增加土地供应量，调节房地产市场。

　　第二个方面医疗和老龄化的问题，这两方面都是民生问题中比较突出的。

　　记者：你反复强调一点，希望改变香港社会中贫富悬殊的现状，你上任后，怎样改变这个状况？

　　梁振英：社会上贫富差距过去几年较大。我关注不是差距问题，而是贫穷问题。富裕的问题我觉得并不是我工作的方向——越来越多香港人变成富人，是我们值得恭喜的事情。

　　现在香港有相当一部分居民收入偏低，这是一个大问题。所以几年前我就主张在其他政策都失效的情况下，立法制定最低工资。这一政策去年劳动节那天开始实施，效果相当不错。

　　记者：我们注意到在解决贫穷问题上，你提出要为基层人士特别是年轻人提供向上流动的空间，这是否和你的个人经历有关？

　　梁振英：跟我的经历有一定关系。我们那一代，50年代在香港出生，离开学校正碰上香港经济发展旺盛期。那个年头，要是好好干，年底老板如果不加薪20%、30%，你就要跳槽。

　　我过去工作的公司， 给予自己公司的人以机会，代职培训。我能把握好这个机遇，慢慢地也提拔到上面去了。我个人经历说明，给年轻人培训的机会，表现自己的机会，他把握住，最后就可以成才。

　　“家是香港”

　　记者：您一直参与了香港回归的进程，到现在香港回归即将15周年，你心里怎么理解回归？

　　梁振英：回归有两重意义，一个是法理上的回归，1997年中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成立特别行政区，通过基本法落实一个国家两种制度。

　　另一方面香港由外国政府管制了一百多年，我们应该在人心的回归方面做好工作，这个工作是一个长时间的工作，包括国民教育，也包括国家的历史各方面教育。

　　香港社会中有一些现象值得注意。比如说你在路上碰见一个朋友，拎着大包小包出门，你问他到哪里去，他说我去中国。这个人就搞不清香港和中国的关系。毕竟香港在管制上脱离了国家很长一段时间。

　　记者：你个人有没有深切地感受到香港回归变化的细节？

　　梁：我刚从英国留学回来，到内地去讲课时是23岁。那时候香港每天过关到深圳去的，大概是40个人左右，现在一天20万人。

　　记者：在人心回归方面，你特别爱说一句话叫“家是香港”，为什么？

　　梁振英：我提出说家是香港，意思是香港几百万人是一家，我们在这个城市生活，有共同的未来。我们应该有更深厚的感情，不仅是一个共同的空间关系。

　　我们经历了父母那一代想着回内地，也经历了80年代香港人的移民潮。现在香港回归了，这十几年我们慢慢发现越来越多、越来越好的条件可以让香港人更团结。

　　“我请大家宣传”

　　记者：“双非”(父母均不是香港人)孕妇颇受内地和香港的关注，对“双非”孕妇你提出2013年4月后零配额，是出于什么考虑？

　　梁振英：这是很多内地朋友关心的一个问题，请大家给我宣传一下。首先，从2007年到现在，香港平均每年有三万“双非”婴儿出生；香港居民的孩子平均每年出生四万，前者的比例是非常大的，给香港的医疗系统造成沉重的压力。不少香港孕妇预约产房非常困难，香港社会很有意见。

　　第二，这些“双非”宝宝出生了，根据法律成为香港永久居民。我们的统计处做调查，有一半内地的宝宝以后可能回香港上幼儿园、小学等等。我们一算，发现香港每一所幼儿园都必须增容30%，才可以满足这个需要，这是不可能做到的。

　　记者：你认为“双非”婴儿会给香港社会带来难以承担的负担？

　　梁振英：是的。我在政纲里面这样承诺，我说在没有全面了解“双非”孕妇来香港生孩子对香港各种社会服务造成的影响之前，2013年的配额是零。我当选后就做了这么一个声明，香港的医院也很配合，停收2013年从内地来的孕妇。

　　我请大家帮忙宣传一下，有一些中介机构在内地对这个政策、对香港的情况做不实的宣传，我们也走了一些法律途径去起诉这些中介。

　　记者：以后的相关政策趋势会是什么样子？

　　梁振英：现在这个政策就这样定了，同时我们也正在考虑法律上的做法，使得我们能够落实基本法中，关于香港永久居民身份的立法的原意。当年我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的秘书长，我认为内地居民来香港生的孩子变成香港永久居民，这个不是当年立法的原意。往后，法律方面我们也要采取措施。

　　□新京报首席记者

　　张寒 香港报道

　　■ “元素”梁振英

　　非典斗士

　　2003年3月，香港“非典”肆虐，九龙的淘大花园疫情严重，众人都避之不及。就在此时，梁振英带领香港专业协会的人士进入淘大花园，改造了楼区的排水、通风系统，并亲自监督完工，防止了疫情扩散。香港议员、淘大花园业委会主席叶兴国说：“这件事梁振英从来没有自吹自擂，没想从中捞取任何政治利益或好处。”

　　涨薪老板

　　梁振英在各个场合呼吁重视香港的贫富差别。他写信给十几个商会，呼吁提高基层工资。并身体力行，首先在自己的公司，将员工的最低工资上调。目前在戴德梁行，即使是最基层的员工，也没有低于8000港元的工资。

　　强硬派

　　在对待“双非”孕妇问题上，梁振英态度十分决绝，因此被称为“强硬派”。梁振英解释称，自己做事果断，给人感觉像是能在短时间内便决定做一件事，其实背后是经过长时间的铺垫及思考：“如双非问题，我也是经过长时间的研究，好几个月的聆听民意，才做出2013年零配额的决定。”他坦言，“强硬派”只是“美丽误会”。

　　内交提倡者

　　在香港，梁振英被视为第一个在港提出并坚持鼓吹“内交”的人。所谓“内交”，就是香港与内地的交往。作为香港专业联盟主席，梁振英率先鼓动香港10个专业团体5万多专业人才加强与内地交流。

　　打工皇帝

　　梁振英不到30岁已经成为英资测量师大行200年来最年轻的合伙人。年薪就已经高达上千万港元，梁振英被誉为“打工皇帝”。

　　梁振英简历

　　●1954年生于香港，祖籍山东威海。曾任英国皇家测量师学会香港分会主席、“DT戴德梁行”亚太区主席。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参与中国内地土地使用及住房制度改革，并于1988年修改宪法后义务协助内地城市批租出地。

　　●1984年至1997年，参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工作的整个过程。

　　●1997年至2011年，任行政会议成员，并于1999年至2011年间任行政会议非官守议员召集人。

　　●2012年3月，当选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四任行政长官，将于2012年7月1日当日正式就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