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韩文︱山西、北京报道

　　今年4月，山西省委书记袁纯清第四次来到他“下乡住村”的点——山西省武乡县砖壁村。

　　袁纯清现在是砖壁村的“第431个村民”。干农活、睡土炕、吃土菜、聊家常、出主意……他关心“自己村”的长远发展，每次来都会就农民致富的问题和村民们来一次大讨论。

　　两年前，砖壁村人均收入仅2600元；去年5月30日，袁纯清第一次“住村”；年底，村人均收入达到3600多元；今年，这个数字有望突破5000元。而按照袁纯清的规划，到“十二五”末，这个数字要涨到1万元。对于这个目标，砖壁村的村民很有信心。

　　“到基层去，到群众中去！”2011年起，一句响彻全国的口号成为各地转变干部作风、密切干群关系、带领农民脱贫致富的共识。山西、河北、广东、湖北、新疆、甘肃等众多省份相继掀起新一轮的干部“上山下乡”运动。

　　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1997年以来党员干部和大中专学生“三下乡”，再到这次席卷全国的新“干部下乡”运动，“‘干部下乡’一直是我党密切联系群众的法宝，过去是，现在还是。”

　　从前下乡的重点在基础设施，兼顾产业开发。如今，工作的重点已转向帮低收入农民增收。

　　“减少会议，精简文件，腾出时间常下乡看看。不怕山高不怕路远，带上真情常下乡看看。”2012年，一首改编的歌曲《常下乡看看》在山西许多农村传唱。

　　如今，农村依旧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可以“大有作为”，“让农民尽快富起来”成为经济实现包容性增长的关键。而对于新时期的各级领导干部而言，新“上山下乡”将是一次更为严峻的考验。

　　不脱贫不脱钩

　　今年3月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2012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投入拟安排12287亿元，比上年增加1868亿元，再创新高。此前，第9次聚焦“三农”的中央一号文件刚刚发布。全国各地亦开始有针对性地实施“解困工程”。

　　煤炭大省山西，农民人均纯收入只占全国平均水平的80%，201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在2500元以下的村有6063个，3500元以下的村有1万多个，增收任务艰巨。2011年起，山西重点突破，率先对6063个村实行住村帮扶。

　　山西省委书记袁纯清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曾表示：“全省6000多名主要干部，一人包一个人均纯收入在2500元左右的村子，一包到底，标准就是收入翻番，不翻番任务就没完成，这要作为领导干部考核的一个重要标准。”

　　这种“不脱贫不脱钩”的模式在全国并非个例。

　　内蒙古通辽市是蒙古族人口最集中的欠发达地区。年开始，通辽市选派各级干部1651人，实现全市所有贫困苏木(即乡镇)、嘎查(即村)全覆盖。

　　今年2月10日起，历时8个月的“干部下乡运动”在河北全面推开，1.5万余名干部进驻5000多个贫困村。河北省委书记张庆黎明确提出：“干部下乡不搞锦上添花，主要是雪中送炭”。

　　河北承德市共筛选出398个贫困村并制定了扶贫攻坚实施规划，全市市级领导一人对口帮扶一个贫困村，要求在2013年前解决这些贫困村房、水、路、电、讯等群众生活中的难点问题，同时还要落实好产业扶贫的规划，为百姓找出一条自我发展的致富门路。

　　对于各地大规模的干部下乡活动，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仝志辉认为：“我国城乡二元经济体制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和谐，关键在农村，重点难点也在农村。对贫困农村给予更多的帮扶与政策倾斜是必要的，这也是缩小收入差距，让农民共享改革成果的一条路径。”

　　重拾“鱼水情”

　　提起改革开放之初的下乡经历，年近七旬的郭文斌有些怀旧。上世纪80年代，郭文斌在山西省平鲁县(今朔州市平鲁区)担任县委副书记、宣传部部长。“大包干”之初，郭文斌长期在农村蹲点调研，率先试行的“党员联户制”曾受到中央高层的关注。

　　“天天和老乡们在一起劳动，一盘土炕上，老乡吃什么我们跟着吃什么，每天给老乡交3角5分钱和1斤2两粮票。时间长了都成了无话不谈的哥们弟兄。”

　　虽然已离休多年，但郭文斌能感觉到，现在经济高速发展，交通、通讯更加便捷，但干部与群众却疏远了。

　　事实上，从中央到地方，重塑干群“鱼水情”已成当务之急。在新一轮的干部下乡热潮中，全国众多省份重新将“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甚至“四同”(加“同学习”)作为干部下乡的铁律。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部长李源潮曾对“山西7万干部下基层”高度评价：与人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体现了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上，到人民中去，拜人民为师的执政理念……

　　从去年10月开始，西藏在全区开展了为期3年的“深化创先争优强基础惠民生”活动，从自治区、地、县、乡四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及驻藏中直单位和武警部队选派了两万多名干部，组成5451个工作队，进驻西藏所有行政村和居委会开展工作。

　　如今，在西藏广袤的乡村牧区，各族干部正扎根基层，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劳动，建立起鱼水深情。

　　为了让下乡扶贫工作不摆架子、不走过场、不给百姓增加负担，河北省委、省政府对工作队作出“自带行李、自办伙食，每月在村庄工作时间不少于20天”、“对口帮扶一定5年，不脱贫不脱钩，不致富不撤离”等硬性规定。

　　“过去干部下乡，陪同人员多，成本高还听不到真正的声音。现在，干部们如果能长期扎下去，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将会对干部作风转变以及密切干群关系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吴国宝表示。

　　“下乡带着真感情，何须专门去维稳”

　　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农村改革掀开大幕，“大包干”这种家庭联产承包制度取代了人民公社，农村生产力得到空前解放，规模宏大的干部下乡住队(生产队)工作也在这一时期宣告结束。

　　郭文斌告诉记者：“干部下乡一直是我党密切联系群众的法宝，过去是，现在还是。改革开放前，干部下乡力度比较大，主要是抓生产。(上世纪)80年代后期力度就有所弱化。”

　　即便如此，改革开放30多年来，全国各地仍将干部下乡视为农村工作的重要抓手。

　　为了促进农村文化建设，改善农村社会风气，密切党群、干群关系，1996年12月，中央宣传部、国家科委、农业部等十部委联合下发《关于开展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的通知》。次年，“三下乡”活动在全国正式开展。

　　着眼于农村文化、科技、卫生的“三下乡”，是为了促进农村文化建设，改善农村社会风气，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其中，各级干部和大中专学生起到了重要作用。在仝志辉的印象中，“三下乡”活动是中央层面组织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全国性下乡活动，中央各部委虽然每年也会派出扶贫工作队到贫困地区，然而，“三下乡”的规模与力度有限，下乡帮扶仍是地方“唱主角”。

　　《中国经济周刊》从山西省委下乡办了解到，从1990年山西省委派出第一批农村工作队至今，已经累计派出23批工作队，但前期工作队的重点工作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领域，兼顾产业开发。如今，新“干部下乡”的工作重点已转向帮低收入农民增收。

　　对于当前席卷全国的新“干部下乡”运动，外界大加赞赏，但坊间也掺杂有“维稳”的解读。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召开期间，河北省委书记张庆黎直面媒体，坚决否认了“万名干部下乡维稳”之说，称是真正帮助贫困农村。

　　吴国宝坦言：“如果干部下乡带着真感情，农民的诉求渠道就会顺畅，矛盾自然也就化解了，何须专门去维稳。”

　　全国部分省份干部下乡情况

　　青海

　　今年2月15日，青海省启动万名干部下乡开展“五送五帮五推”活动。青海省委书记强卫深入田间地头，与群众唠家常，并给湟源、互助两县县委书记写信，希望县乡干部多往基层跑，多和群众接触，多做“顺气、解结、纳言、化怨”的工作。

　　云南

　　去年12月7日，云南部署：今后每年派遣10000名干部下乡进村，帮助指导新农村建设，力争用5年时间实现，住村活动覆盖所有县级以上机关干部，工作队覆盖所有农村。

　　广西

　　今年春，广西3万多名新农村建设指导员和3000名担任贫困村“第一书记”的机关干部打响新一轮扶贫攻坚战。“第一书记”将与广大农民群众吃住在一起、工作在一起。

　　湖北

　　去年3月开始，湖北集中3个月时间在全省开展了“万名干部进万村入万户活动”。省市县三级党委和政府所属机关等总共约26460人，组成8550个工作组，下到全省所有行政村开展工作。

　　宁夏

　　2012年起，宁夏区市县乡四级机关3.9万名干部将“包户到人”，开展为期5年的“下基层、解民忧、帮发展、促和谐”活动。

　　新疆

　　“领导为干部做表率、干部为群众做示范、一级带着一级干。”从2012年2月开始至11月，新疆在全疆开展各级干部赴基层、转变作风、服务群众活动。让机关干部进村入户，了解民情，服务群众。

　　“村民”袁纯清：

　　一位省委书记的“住村”实验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韩文︱山西报道

　　5月1日，当砖壁村村民李克斌送走了农家乐的最后一拨客人，已是晚上8点多。李克斌斜倚在灶台旁，解下围裙，掏出硬皮小本计算一天的收成。在他身后，蜷缩于太行山深处的砖壁村也结束了一天的喧嚣，寂静下来。

　　距离李克斌家不足200米的另一户农家乐，此刻也刚刚散场，老板武余秀就着夜色开始收拾座椅板凳，准备打烊。

　　随着红色旅游的兴起，这个不足1平方公里的山村簇拥了数十家农家乐。而李克斌与武余秀的农家乐是砖壁村公认的“品牌店”——每一个房间的墙壁上都挂着山西省委书记袁纯清与他们的合影。

　　去年5月30日，袁纯清首次到砖壁“住村”，成为李克斌的“房客”。那一次，袁纯清在李克斌家的土炕上住了两个晚上，临走时留下500元生活费，并主动提出与房东全家合影留念，要义务为农家乐做广告。

　　“省委书记代言农家乐”的卖点颇为奏效，许多游客开始慕名找到李克斌的小院，有人甚至提出到袁纯清的“房间”点一份“书记食谱”。

　　“第431个村民”

　　“一行4人，没有市、县领导陪同，拎着行李走着来的村委会。”今年刚刚卸任砖壁村支部书记的李同书现在仍清楚地记得袁纯清第一次到村的情景。

　　事实上，当天，越野车已经快到村口，但袁纯清早早地下车，把它们打发回去了。在李同书看来，“原来干部下乡有一种说法，叫‘围着轮子转，隔着玻璃看’，袁书记可能是怕小车进了村，村民会有这方面的看法。”

　　2010年11月30日，山西省委十一届二次全会首次作出干部“下乡住村”的决定。2011年5月30日，山西省委书记袁纯清“牵手”砖壁村。

　　山西省武乡县砖壁村——一个被“红色”浸染的贫弱小村。抗战时期，这里曾是八路军总部驻地，也是著名的百团大战的指挥部所在地。

　　作为上世纪60年代的回乡知青、村干部，袁纯清与农民有着“见面三分亲”的情结。即便如此，袁纯清第一次现身砖壁村时，村民们与这位下乡的省委书记并不亲近。

　　但一年过去，袁纯清靠着本色很快就与村民打成了一片。最初躲在人群中行“注目礼”的村民开始主动上前，与袁纯清推心置腹地谈自己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希望帮他们出主意。

　　“跟老百姓面对面，不如和大家肩并肩。”安徽凤阳县小岗村原书记沈浩生前的体会，袁纯清颇为认同，这句话不仅被他多次引用，还被他带进了砖壁村。

　　2010年11月30日，袁纯清在山西省委全会上强调，干部“下乡住村”要做到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

　　为了与村民贴得更近，袁纯清在细节上也很讲究：穿布鞋、戴草帽，着装要“土一些”，干活歇息也要坐到地头与村民“拉家常”。

　　今年4月12日，袁纯清第四次到砖壁村。在村口，当他看到村民们正在种植核桃苗，就径直走进地里，与大家一起干了起来。近2小时，“铲土、踩土、扶苗、浇水”，袁纯清按照工序做得毫厘不差。为了提高工效，他还提出3人分一组，进行劳动竞赛。

　　虽然已届花甲，可在村民眼中袁纯清依旧是个种地的“好把势”。

　　“老李，我又回家来了！”袁纯清走到“房东”李克斌家的院子时，喊了一嗓子。虽然年长李克斌一岁，但袁纯清已经习惯了“老李”这个称呼。

　　此次“回村”，袁纯清特意给老李带了盒好茶，以感谢住村期间在起居饮食方面得到的照顾。

　　由于共处一院，李克斌有许多与袁纯清单独交流的机会。李克斌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坦言：“我就是一个农民，没想到能与省委书记朝夕相处，更没想人家能这样对咱。确实很感动！”

　　住村期间，袁纯清一直以“村民”自居，戏称自己是砖壁村“第431个村民”。许多场合，袁纯清也将自己视为砖壁村的一分子。

　　今年1月，李克斌与村委会主任李跃军受山西广播电视台邀请，到太原参加“春节联欢晚会”现场录制。看到李克斌，袁纯清满面笑容迎上去并致歉：“年前忙，回不了村，代我给全村人拜年！”

　　乡村“设计师”

　　袁纯清与84岁的肖江河也颇为投缘。去年5月，袁纯清登门拜访了这位老人，还请教了关于八路军的许多故事。也是从去年年底开始，肖江河就忙了起来。

　　受武乡县县委之托，这位抗战时期朱德总司令亲点的“儿童团长”，像过电影一样，在记忆中一点一点搜寻当年八路军在砖壁的片段，然后再用工整的小楷誊写在稿纸上。如今，8万余字的书稿《八路军在砖壁》已到收尾阶段。

　　“按照村里的发展规划，总部旧址前3里长的沟，要发展红色旅游，以再现当年八路军在沟里打靶、备战的场景。这里头的大部分场景设计就要来源于这本书，要按图索骥。”肖江河所说的“沟”，正是袁纯清为砖壁村制定的旅游规划“一山一沟一村”的一部分。

　　去年5月30日，袁纯清到砖壁后，首先在村口仔细环顾了一圈曾经的八路军总部——东面靠山，南、北、西三面临崖，抗战时期的天然屏障恰恰成为砖壁村新时期脱贫致富的“瓶颈”。两年前，该村人均纯收入仅有2600多元。

　　接下来的三天时间里，袁纯清先后走访了10余家农户，分别召开了党员代表、村民代表、包村干部等五个座谈会。有的座谈会就在“房东”李克斌家的院子里开。

　　“院子里围坐了一圈人，发言都很积极、踊跃，所以会开得比较长。”据李克斌回忆，袁纯清两个晚上都休息得很晚。

　　袁纯清希望依托砖壁村的历史文化资源，恢复老村面貌，再现“家家住过八路军，户户都有子弟兵”的历史场景，加上总部旧址前的巨型沟壑与正在建设的游击战体验园，最终形成“一村一山一沟”的红色旅游格局。他还极力动员村民发展农业观光采摘与以农家乐为主体的餐饮住宿业。

　　省委书记的思路得到了全体村民的认同，发展规划最终锁定为特色农业与红色旅游。这两大产业也被村民称作是“十二五”末砖壁村人均纯收入达到1万元的“双引擎”。

　　“袁书记住村砖壁，不仅为这个村确立了发展方向，还在期间酝酿形成了‘6000名领导干部包6000个贫困村’、‘把农民收入翻番纳入领导干部考评体系’等决策。”山西省委组织部某处长表示。

　　砖壁这一年：“没有人再上访告状了”

　　过去的一年，砖壁村被激活了。

　　5月1日，记者驱车前往砖壁村。从武乡高速口转出后，砖壁村红色旅游指示牌随处可见。村口，两名“八路军战士”持枪放哨，一群顽童正在岗楼嬉戏，不远处的灰墙上涂满了各式抗战标语。砖壁村文化活动中心平时空落落的大院此刻被游客的车辆塞得满满当当。几家企业的项目指示牌几乎占据了全村最醒目的位置。

　　文化中心斜对面，“商贸一条街”正在紧张施工中；向西，潞宝集团的农家乐酒店已初见规模。

　　没有闲人

　　“不管是开办农家乐，还是替工程队运材料，或者经营其他的小生意，大家都很忙。现在的砖壁村，没有闲人！”李跃军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拥有128户人家的砖壁村，如今已发展了33户农家乐。38岁的李跃军早年在太原以开出租车为生，2009年当选村主任。他一直庆幸自己“当选逢时”。

　　如今，李跃军也办起了农家乐，但他的农家乐与邻居李克斌相比，相形见绌。

　　今年五一小长假，李克斌的农家乐天天爆满。由于客人太多，李克斌不得已把自己的卧室也腾了出来。

　　曾在村里任职的李克斌今年换届时卸任，与老伴专心打理现在的农家乐。在记者面前，他并不避讳谈自己的收入：“旺季时每天能招待四五桌，收入1000多元，净赚一半没问题。”

　　去年，李克斌的农家乐收入3万多元，他估摸着今年绝对要好于去年。村民武余秀的收益更为可观，农家乐加上手工艺品专业合作社，武余秀去年收入近7万元。4月30日一天，武余秀的农家乐收入甚至突破了2000元。

　　武余秀计划今年投资建设手工艺品生产厂房、买大型绣花机，把规模做起来，这也是袁纯清的建议。他自信3年后全家人均收入能达到两万元。

　　如今，已有20多名外出务工村民“归巢”，其中很多人瞅上了建设中的“商贸一条街”，准备承包商铺自己当老板。

　　除了外在的“繁荣”，武余秀把“人心思进”看作是最大的变化，“没有人再上访告状了，都在忙着寻找赚钱的机会！”

　　村民“职工化”

　　“430口人，不到1000亩耕地”，许多年来，砖壁村民从没有跳出“每人2亩薄田”的命运羁绊。袁纯清住村这一年，砖壁村民彻底告别了广种薄收的传统农耕模式，在外来资本、思维的推动下，找到了新的生活轨迹。

　　李跃军表示：“村民的土地已全部流转给了企业，村民现在就留下了经济林，今年人均已种了一亩核桃。”

　　谈到村民现在的收入情况，李跃军了然于胸：“目前能拿到的包括土地流转费用每年每亩650元，还有企业请村民管护采摘园的费用——谁的地谁负责管护，另外就是核桃地里的林下经济收益。过些日子会更多！”

　　今年5月中旬，记者再次来到砖壁村。在一条沟岔的对面，山西振东集团投资1000多万元建设的现代设施农业项目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

　　据悉，该集团的农业观光采摘园与蔬菜大棚建成后可吸纳全村近一半人前来就业。村民武余秀判断，“如果加上潞宝农家乐酒店以及‘一沟’等项目的用工，全村400多口人远远不够”。

　　如今，砖壁村有17个村民在游击战体验园工作，年收入均超过了万元。李跃军表示，“下一步，村民全部实现职工化是必然的”。据他估算，到年底村民人均收入应该在5000元以上。

　　“按全村430口人计算，再过两年，人均年纯收入最少可达到1.4万元。”武乡县县委书记周涛更为乐观。

　　今年4月12日的座谈会上，李跃军最后发言，忐忑不安中他还是把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他希望在省委书记提出的“一山一村一沟”中再加上个“一”——一台晚会或是一场演出，这样就可以留游客在砖壁村过个夜，多拉动一些消费。袁纯清听得很认真，一边仔细做着笔记，一边微笑颌首给予鼓励。

　　甘肃“联村联户”走基层

　　李开南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包锐 | 甘肃报道

　　“2010年甘肃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程度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7.4个百分点，比西部平均水平低8.7个百分点。”——甘肃省委书记王三运

　　去走近大地上那些贫困的人们。

　　2012年春天，由甘肃省委发起，一项主题为“联村联户、为民富民”的扶贫行动在陇原大地展开。这一行动辐射58个贫困县的8790个贫困村，40多万名干部直接联系40多万个特困户。

　　根据部署安排，甘肃省市县乡四级所属各部门、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大中型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省军区、武警部队、中央在甘单位都要联系贫困村，除教师、医务人员和企业职工之外的所有干部都要联系特困户。

　　“广大干部要带着感情下基层、要带着问题下基层、要带着责任下基层。” 这次行动的主帅、甘肃省省委书记王三运强调，最基本的要求是实现“三个绝不能”：绝不能让一个家庭因贫困而生活不下去，绝不能让一个儿童因贫困而失学，绝不能让一个人因贫困而看不起病。

　　贫穷超出想象

　　“汽车经过一整天颠簸才到达目的地。放眼望去，白雪皑皑的坎坎山下，横七竖八地躺着一些破旧的院落，这就是坎坎村。”3月初，甘肃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张建荣带领省直干部王春林等四人来到舟曲县拱坝乡这个偏僻的村庄。王春林这样写下当初的印象。

　　这个纯藏民的小山村，人均只有1亩多坡地，多数村民住在半山腰，房子破旧。村支书任由主说，房子多建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有的还是解放前建的。

　　没钱买炭做饭取暖，村民就到很远的山上去砍林子。耕种方式也很原始，地里撒上种子，耙子耙一下就算种了。薄田薄种薄收成，又无来钱的路，靠国家的一点救济和补贴过活，吃饱穿暖成了特困户最大的奢望。 

　　残疾人任三里的家里黑乎乎的，进门隐约只看见一口铁锅、一个面柜和几样简单的生活用具，全部家当价值不足两百元，因为贫困，男主人离家出走，留下无依无靠的孤儿寡母。

　　坎坎村的状况令王春林吃惊。“从上午9时到晚上7时，我们用一整天时间跑完了所联系的26户村民，真是越走越沉重，越看越心酸。贫困压在农民的身上，也痛在我们心上。”

　　在甘南草原，当地唯一的高等学府——甘肃民族师范学院的联系点是一个叫知合玛的藏族村庄。4月下旬，该校副院长杨世宏、穆文龙等人先后带领帮扶干部走进知合玛村。

　　全村共有370人，人均耕地面积0.7亩，人均收入600元，90%以上人口为文盲、半文盲。村民南杰道吉家7口人，两个老人已无劳动能力，3个孩子有两个在上学；另一村民黄常常腿部残疾，家里4口人，两个孩子在上学。这个村子设施落后，缺少致富能手，没有什么能带动村子发展的产业。

　　这样的村庄，在甘肃大地上有几千个。

　　帮扶投下阳光

　　贫穷给坎坎村带来的灾难在发酵。73岁的任四郎，一个儿子智障，女儿女婿跑掉，留下3个上学的外孙女，一大家子的生活全靠他打临工苦撑，外孙女任三木措，年前打柴摔断了腿还没有医治好，孩子哭着说“我想读书”。

　　“再难也要让娃们把书念好！”张建荣当即拿出4000元，解决孩子看病就学问题。帮扶就从解决孩子的学习费用做起。

　　如今，坎坎村原来的5公里土路正在硬化，村南只欧坝修建一条2000米长的水渠也马上竣工，村东正在修一座20米长的人行便桥，没通电的15户通了电，给村里争取的600万亩退耕还林指标已经落实，用来发展养殖业的100万元贴息贷款已全部到位？?这个大山深处的古老村庄正在显现出活力。

　　甘肃民族师范学院为知合玛村量身定制了一套今年的帮扶工作计划。学院为知合玛村捐赠10万元改进基础设施建设，连续修两条村内便道以解决村民雨天出行难题，从贫困户中招聘清洁工到学院工作，派技术员指导村民种藏药材，筹建藏汉双语幼儿园解决知儿童入园难题？?如今，村庄正一天天变化着。

　　庄浪模式或可推广

　　石阳村是梯田大县庄浪的一个贫困村，多年来，村民收入主要靠种粮和打工，缺乏产业发展。庄浪县委农工办主任马殿富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联村联户”后，甘肃畜牧业龙头企业西开集团的董事长张红兵为石阳村脱贫致富开出“药方”——依托自身优势，发展养牛产业。

　　恰在此时，建设银行甘肃省分行新创立“农耕文明”涉农个人贷款子品牌——“联村联户富民贷”，计划提供20亿元“联村联户富民贷”专项贷款。

　　双方一拍即合。听到张红兵的打算后，省建行有关负责人表示将全力以赴，解决石阳村群众养牛的贷款问题。

　　为解除银行疑虑，西开集团为石阳村农户提供担保，并垫付村民20%的贷款保证金，贷款利息也由企业承担。同时，免费为养殖户提供饲养技术、防疫技术的培训。

　　为降低市场风险，张红兵与养殖户签订包销合同，用贷款购买架子牛投放给养牛户，承诺以高于市场的价格收购。其中肉牛育肥3月，保证村民赚200元以上；育肥半年，则保证赚到500元。

　　为加速养殖产业的发展，庄浪县政府投资230万元，在石阳村北部的山台地上，建成占地23亩、8栋圈舍的标准化养牛小区。

　　一个以“公司＋农户＋银行＋政府”金融支农新模式在实践中初步形成。3月31日，建行甘肃省分行在石阳村向11个村民现场发放首笔“联村联户富民贷”项目款640万元，用于养殖肉牛。

　　常年在外打工的农民郜金珠有幸成为第一批受益人，如今他正在平凉市最大的养殖企业西开公司学习养牛技术。他感到，帮扶行动将改变自己的命运。

　　数字

　　从2012年起，甘肃将每年投入扶贫资金1.2亿元，安排贫困村互助资金试点村600多个，相当于政府给每个贫困村注入15万元左右的扶贫资金“铺底”。同期安排扶贫贴息资金1亿元，撬动贷款逾30亿元，用于贫困村产业前景好的种植、养殖、农产品加工项目建设和产业基地建设。按国家贫困新标准测算，甘肃贫困人口预计达到1300多万，占全省农村人口的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