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然，今天的世界，不论东方和西方，人与人的纽带弱化，社会缺乏互信，这已为世界通病。有人认为，权力与市场，严重腐蚀了今天的中国社会。笔者以为，我们中国底层普通市民之中，仍然存在传统的美德、责任与信赖的基础。上述事实也说明，中国社会底层存在广泛而深厚的良善社会基础。

　　有人将良善社会重建的重任寄予我们的知识阶层，但笔者不敢苟同。北大教授钱理群直言，现行中国教育制度培养出一大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批判的是某些知识分子向权力奴颜婢膝的现状。这些年，教育制度过分注重知识灌输而忽视人格成长。钱教授这番话也是让我们追问在中国，如何恢复独立人格的价值、社会彼此信任这个更为根本性问题。

　　数千年来，中国能屡遭入侵而不亡，这有赖士大夫阶级对中国主流价值的捍卫、传承。具有高度历史责任的中国知识阶层引领了近代历次革命。当年的知识阶层拥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和独立人格。

　　现代国家建立之后，知识阶层容易成为权力附庸、市场奴仆。国立大学成为培养知识权贵的基地。明治维新之后，东京大学成为培养官僚的学府。对此，一个来自地方的政治家创办了早稻田大学，他认为日本不能成为官的天下，应该成为民的天下。他决定在这个大学要培养两类人：一类是新闻记者，另一类是全国的村长。因为他认为，权力不能没有监督，国家不能没有基础。

　　今天中国面临一个重建良善社会的任务，我们应把希望寄托于普通公众，把更多的精力、热情投放在基层。我们重塑中国地方，应该从中国的传统之中汲取养分，培养公共精神。在这个方面现代社会资本理论值得参考。

　　什么是社会资本？美国政治社会学家罗伯特·普特南认为，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组织的特征，如核心价值观、规范、社会信任及社会网络。这些因素共同促进人们的互利协调、合作。他认为，社会资本其实就是一种道德资源。一个有效的政府，一个良好的教育系统、一个快速发展的经济体、一个很低的犯罪率，都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这个社会的普遍信任、合作与广泛参与。怎样恢复、重建现代社会的社会资本？答案是推动民众发扬真诚合作的公共精神。

　　迄今中国改革取得的成就，是汲取了各个地方发展的经验。今天我们面临新一轮更大更艰巨的改革。但是，这场改革需要建立在一个全新的社会基础之上。我们如要发挥地方活力，必须在基层培养类似吴斌这种具有公共精神的市民。一个具有公共精神的人，则意味着他并没有把自己作为一个孤立的个人，而是把自己认同于一个与他者联系在一起的共同整体，以维护和实现共同的利益、价值和秩序。只有这样的人多起来，那么这时候才再度回归合作、互信互助的社会。